以色列到底发达不发达？我住了一年，说几句大实话

在特拉维夫的第一周，我就碰上了一个足以颠覆我二十多年“中国人”世界观的社死现场。

那是个周五下午，我哼着小曲，走进楼下那家24小时便利店，想买瓶冰可乐。结果，老板，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大叔，正慢悠悠地把一箱一箱的货物往外搬。

我一脸懵逼：“老板，你这……是要盘点还是装修啊？”

大叔抬起满是汗珠的额头，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瞅着我：“装修？小伙子，马上安息日了，关门啊！”

“关……关门？”我指了指门口“24/7”的巨大招牌，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你这不写着‘全天候营业’吗？”

大叔乐了，露出两排大白牙，用浓重的希伯来口音英语说：“是啊，除了安息日。安息日，上帝都要休息，我当然也要休息。”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听见了服务器宕机的声音。一个24小时便利店，居然有“下班时间”？而且还是理直气壮地“奉旨休息”？这在国内，别说24小时便利店，就是个沙县小吃，老板敢提前一分钟关门，都得被外卖小哥的电话打爆。

那一刻，我站在特拉维夫空荡荡的街头，手里攥着准备买可乐的钱，看着整个城市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完了，芭比Q了，我掉进了一个完全不按“中国逻辑”出牌的兔子洞。

而关于“以色列到底发达不发达”这个终极问题，答案，就藏在这些让我目瞪口呆的日常里。

“基建狂魔”到了以色列，差点被公交车逼疯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骨子里是刻着“基建狂魔”DNA的。地铁几分钟一班，高铁风雨无阻，APP上叫个车，三分钟内必到楼下。我们对“效率”和“便捷”的阈值，已经被拉到了一个变态的高度。

然后，我来到了以色列。

这么说吧，在以色列坐公交车，是一场修行。首先，你得接受一个现实：公交站牌上的时间表，仅供参考，具体发车时间取决于司机的咖啡喝完没有，以及他跟路边朋友的嗑唠完没有。

有一次，我在耶路撒冷等一趟去死海的公交。APP显示还有5分钟，结果我左等右等，半小时过去了，车影子都没有。旁边一个以色列老奶奶，气定神闲地织着毛衣，看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安慰道：“放轻松，孩子，它想来的时候，总会来的。”

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哪是等公交，这分明是等一个缘分啊！

好不容易车来了，司机一个急刹车停在离站牌十几米远的地方，开门，然后开始打电话。全车人就这么静静地等着，没人催，没人抱怨。我这个唯一的亚洲面孔，在座位上如坐针毡，心里一万头羊驼在奔腾：师傅！咱能先开动，再煲电话粥吗？这要是在北京，乘客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了！

更别提贯穿全国的“安息日魔咒”。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全国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火车、大部分公交，直接停摆。整个国家，瞬间从现代社会倒退回马车时代。对于我这种没车的异乡人，安息日就意味着“禁足”。想去个海边？走路去吧。想找朋友吃饭？你先看看地图，腿答应不答应。

这种“落后”，对于一个习惯了“随叫随到”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我一开始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在高科技、军事、农业领域吊打全球很多国家的“发达国家”，怎么就在民生最基础的公共交通上，搞得跟第三世界一样？

住久了才明白，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生活的节奏，是由延续几千年的宗教传统说了算，而不是由“经济效益”或“客户体验”说了算。安息日的神圣休息权，高于一切。效率？便捷？在“与神同在”面前，不值一提。

这种逻辑，我们很难理解。我们习惯了用发展的眼光解决一切问题，路堵了？修高架。运力不够？加开班次。但在以色列，他们会告诉你：嘿，朋友，有时候问题不是用来解决的，是用来……适应的。

对不起，我们以色列人没有“领导”这个概念

如果说交通上的“慢”只是让我抓狂，那工作文化上的“野”，则彻底重塑了我的职场三观。

在国内，我好歹也是个混过几年办公室的“社畜”，深谙“职场生存法则”：领导说的，永远是对的；跟领导汇报工作，要先说成果，再说困难；开会时，等领导先说，我们再补充……这套东西，简直是刻进DNA里的。

然后我进了一家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实习。第一周的全体会上，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全民皆杠精”。

当时公司CEO，一个四十多岁、很有人格魅力的大叔，正在激情澎湃地讲解公司下一季度的战略规划。PPT做得那叫一个精美，逻辑那叫一个清晰。我正襟危坐，疯狂点头，心里盘算着会后怎么写一篇彩虹屁的邮件。

突然，一个刚毕业没多久、坐在角落里的小伙子，直接打断了CEO：“等等，我觉得你这个市场预测模型完全是错的。”

我当时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哥们儿，你谁啊？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这在中国职场，属于“自杀式发言”，明天你就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

结果，CEO非但没生气，反而饶有兴致地把椅子转向他：“哦？说说你的看法。”

然后，一场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激情对线”就开始了。从市场新人到技术总监，每个人都把CEO的方案批得体无完肤，各种数据、图表、案例轮番上阵。CEO本人则像个斗士，一边虚心听取，一边据理力争。

全程，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给老板面子”的客气，也没有人因为对方是“领导”就唯唯诺诺。那感觉，不像是上下级开会，更像是一群合伙人在华山论剑。

会后，我小心翼翼地问旁边的同事：“刚才那个新人……直接说CEO错了，没问题吗？”

同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他说得对，CEO就得改。他说得不对，CEO会说服他。这不是很正常吗？”

那一刻，我懂了。以色列有一种闻名世界的文化，叫“Chutzpah”（虎刺怕），这个词很难翻译，大致可以理解为“理直气壮的冒犯”或“勇敢的无礼”。它源于军队文化，在以色列国防军（IDF），一个士兵可以也必须质疑长官的错误命令。这种思维被带到了社会和职场，形成了一种极度扁平、结果导向的沟通方式。

他们不关心“谁是领导”，只关心“谁的想法更好”。所谓的“权威”，在“真理”面前，一文不值。

对比我们那种含蓄的、讲究人情世故、凡事要“让领导先走”的文化，这种“虎刺怕”简直是另一个次元的产物。它粗暴、直接，甚至有点野蛮，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孕育了以色列惊人的创新能力。毕竟，当每个人都能毫无顾忌地挑战权威时，最好的想法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在淘宝能给你退货退到破产的理由，在这里叫“差不多得了”

在中国生活，我们是“被服务惯坏的一代”。海底捞的服务能让你感觉自己是上帝，淘宝客服24小时在线嘘寒问暖，买个东西有点瑕疵，商家二话不说“亲，给您退款，东西您留着当礼物吧”。我们对“精致”和“完美”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

带着这种“上帝”心态来到以色列，我经历了无数次“心态崩了”的瞬间。

有一次，我在网上买了个书架，宜家同款，价格却贵了快一倍。等了两周，终于送来了。两个彪形大汉把包裹往地上一扔，签个字就走了。我兴冲冲地拆开，结果发现一块木板的角上，磕掉了一大块漆。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拍照，联系客服，要求换货。这在国内，不是常规操作吗？

结果，客服电话打了半天没人接。我只好发邮件，附上高清无码的照片。一天后，收到一封言简意赅的回复：“Is it still usable? (还能用吗？)”

我？？？

我压着火气回邮：“能用是能用，但这是个瑕疵品，我买的是一个完美的新书架！”

对方又过了一天才回：“Sorry for that. We can offer you a 10% discount coupon for your next purchase. (为此感到抱歉。我们可以为您下次购物提供一张九折优惠券。)”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我对着那个破了相的书架，哭笑不得。这要是在淘宝，我能用一百种方式让商家给我退货退款再加道歉，甚至可能已经收到了“精神损失费”。但在这里，他们的逻辑是：这玩意儿的核心功能（放书）没受影响，那点外观问题，就“差不多得了”。

这种“差不多得了”的精神，在以色列被称为“chihphaph”（发音类似“欺负哈夫”），简直是国民口头禅。装修工人给你刷墙，有点不匀？Chihphaph。餐厅上菜慢了点？Chihphaph。快递晚了两天？Chihphaph。

他们似乎对物质世界的“完美”毫不在意。东西能用就行，生活过得去就行。这种心态，一方面让你觉得他们做事粗糙、缺乏“工匠精神”，但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活得异常松弛。

在中国，我们被“内卷”的消费主义裹挟，追求最新款的手机，最完美的妆容，最精致的下午茶。我们活得很累，因为总在比较。而在以色列，你会发现，很多人开着八十年代的破车，穿着最简单的T恤和短裤，但他们会花大价钱去旅行，去听音乐会，去跟家人朋友在海边烧烤。

他们不追求“精致”的物质，但追求“丰盛”的体验。这种价值观的差异，比任何高楼大厦的对比，都更能说明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

月薪三万，吃个西红柿都得算计半天

聊完虚的，我们来点实际的：钱。

在来之前，我查过数据，以色列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妥妥的发达国家水平。我当时想，那生活质量肯定很高吧？

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去超市的场景。我像在国内一样，随手拿起一盒圣女果，看了一眼价签：20谢克尔。我心里换算了一下，差不多40块人民币。

40块！一小盒圣女果！在国内，这价格能买一箱了吧！

我当时就傻了，默默地把圣女果放了回去，感觉自己像个进了爱马仕店的穷光蛋。接下来，我看到了8谢克尔（约16元）一根的黄瓜，15谢克尔（约30元）一个的彩椒，30谢克尔（约60元）一小块的鸡胸肉……

我的世界观再次崩塌了。这哪是超市，这简直是珠宝店啊！

后来我才知道，特拉维夫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物价全面看齐甚至超越纽约、伦敦。我一个朋友，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做工程师，月薪税后差不多3万人民币，在国内妥妥的高薪阶层。但在这里，他付完房租（特拉维夫市中心一居室，房租轻松过万），再扣掉日常开销，每个月也剩不下几个钱。

他跟我吐槽：“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西红柿自由’都没实现。每次做饭，看着那个红彤彤的玩意儿，都得掂量一下。”

为什么这么贵？原因很复杂。以色列国土狭小，很多东西依赖进口，关税高得吓人；加上市场被少数几个大家族垄断，缺乏充分竞争，物价自然居高不下。

这种“高收入、高消费”的模式，塑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消费观。人们花钱极其谨慎，很少有冲动消费。二手交易市场异常火爆，从家具、电器到小孩的衣服玩具，大家都在想办法“循环利用”。

这跟国内“买买买”的消费狂欢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发达”，体现在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极其便利的物流，让物质变得廉价和唾手可得。而以色列的“发达”，则体现在高科技带来的高收入，但这种高收入，又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所稀释。

所以，以色列发达吗？从人均收入看，是的。但从生活幸福指数（至少是物质层面）看，对于一个习惯了物美价廉的中国人来说，这里的生活，真的有点“紧巴巴”。

以色列人的社交距离：-10厘米

在中国，我们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尤其在大城市，邻居住了三年，可能都不知道对方姓什么。我们与陌生人之间，有一道清晰而礼貌的边界。

以色列人，则完全是这个准则的反义词。他们的社交距离，是负数。

在以色列排队，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后面的人会紧紧贴着你，那距离，近到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她昨天晚餐吃了多少大蒜。我一开始极不适应，总想往前挪，结果我一动，后面的人也跟着动，始终保持着那种“零距离”的亲密。

跟陌生人聊天，更是家常便饭。在公交车上，一个大妈会很自然地问你：“小伙子，哪里来的？结婚了没？我们家侄女……”在咖啡馆，邻桌的人会直接凑过来，对你电脑上的内容发表评论。

最让我震惊的，是我刚搬进新公寓的第二天。邻居，一个素未谋面的大哥，直接敲开我的门，手里端着一盘刚出炉的库纳法（一种中东甜点），笑着说：“欢迎来到我们这栋楼！这周五晚上来我家吃安息日晚餐吧！”

我当时受宠若惊，结结巴巴地答应了。在国内，这种事发生的概率，约等于我出门捡到钱。

这种过度热情，一开始让我这个典型的“东亚内向型人格”感到压力山大。我觉得自己的个人空间被严重“侵犯”了。但慢慢地，我开始享受这种“没有边界”的温暖。

以色列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尽管它是个现代国家。这种特质，源于他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作为一个长期在颠沛流离和威胁中生存的民族，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结，是生存下去的根本。他们称彼此为“兄弟”（Ahi），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家庭（Mishpacha）。

所以，当一个以色列人对你热情时，他不是想“套近乎”，而是真心把你当成“自己人”。这种根植于文化基因里的社群感和归属感，是我们在原子化的现代都市里，逐渐失去的东西。

在这里，“熊孩子”是褒义词

最后，想聊聊孩子。

中国的孩子，是全世界“最乖”也“最累”的一群。从小被教育要听话、懂礼貌、守规矩。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会被认为是“没家教”。整个社会，对孩子的期望是“安静”和“可控”。

以色列的孩子，恰恰相反，他们是全世界“最野”的一群。

在以色列的餐厅或咖啡馆，你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几个孩子满地打滚，尖叫着追逐打闹，把番茄酱抹得满脸都是。而他们的父母，就坐在旁边，淡定地喝着咖啡，聊天，仿佛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周围的客人，也见怪不怪，没人会投去责备的目光。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时，内心是崩溃的。我心想：这父母也太不管管了吧？放国内，早就被拍下来发抖音，标题就是#熊孩子大闹餐厅，家长毫无作为#。

后来，我跟一个以色列朋友聊起这个。他笑着说：“为什么要去管？孩子的天性就是探索和释放能量。你把他限制在椅子上，让他安安静静，那不是扼杀他的创造力吗？”

在以色列，一个“好孩子”的标准，不是“听话”，而是“有主见”、“敢于提问”、“不怕犯错”。他们鼓励孩子去争辩，去挑战，甚至去“捣乱”。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最佳方式。

全国到处都是免费的、设计感极强的儿童游乐场。安息日的时候，所有公园都挤满了带孩子的家庭。整个社会，对孩子有一种近乎溺爱的包容。

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和我们“以成人为中心”、要求孩子适应成人世界的逻辑，又是天差地别。

看到那些在阳光下肆意奔跑、满身泥土、大声欢笑的以色列孩子，我常常会想，我们的“鸡娃”教育，在培养出优秀“做题家”的同时，是不是也压抑了一些更宝贵的东西？比如，毫无顾忌的快乐，和敢于把世界掀个底朝天的勇气。

结语

在以色列住了一年，我常常在“发达”与“不发达”的撕裂感中反复横跳。

当我用着以色列发明的U盘，开着装有以色列技术的汽车，吃着用滴灌技术种出的蔬菜时，我会觉得，这毫无疑问是个顶尖的发达国家。

但当我堵在路上，等一班永远不来的公交，或者跟一个“chihphaph”的客服扯皮时，我又会觉得，这地方怎么跟个大农村似的，还不如我老家县城方便呢。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们习惯用“硬件”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摩天大楼有多高，高铁有多快，网络购物有多方便。按照这个标准，以色列很多地方确实“不发达”。

但以色列的“发达”，不在硬件，而在“软件”。

它的发达，是写在每个人脸上的自信和松弛里；是那种敢于对老板说“不”的虎刺怕精神里；是即使生活成本高昂，依然懂得享受阳光、海滩和家庭时光的智慧里；是整个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创新的狂热里。

它是一个“软件”极度强大，但“硬件”略显粗糙的国家。它用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方式，诠释了“发达”的另一种可能性。

离开特拉维夫的前一晚，我又去了海边。安息日刚刚结束，城市的喧嚣渐渐回归。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我听不懂的希伯来歌曲。不远处，一个父亲正把自己的孩子高高举过头顶，背景是地中海温柔的日落。

那一刻，我不再纠结于它到底发达不发达。我只知道，这片土地有一种混乱而又顽强的生命力，它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毛病一大堆，但它真实、鲜活，并且教会了我一件事：

衡量一个地方好坏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而旅行的意义，就是去亲眼看看，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