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四渡赤水战役的神奇操作
壹|背景
1934年12月,历经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士气低落至极,全军上下对未来充满困惑与迷茫。
人口逾400万的根据地已失。
在撤离根据地之际,原本近八万六千人的队伍,如今仅剩三万余人。
沿路前往湘西与红二军会师,蒋介石早已布下陷阱,静候他们自投罗网。
电台被毁,共产国际联络中断。
身陷重围,前有伏兵,后有追击之敌,敌人的40万雄师正逐步收窄包围圈,覆灭的命运似乎已不可避免,将至无远。
面对绝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陷入了沉默。博古心生绝望,李德抱怨命运不公,周恩来则显得一筹莫展。
路在何方?无人能指。
逾三万民众只能沿着既定轨迹,垂头丧气地艰难前行,无人知晓前方将遭遇何种境遇。
关键时刻,早就被撸掉所有职务的毛泽东站了出来,分析利弊,建议不要再去湘西,而是转向去贵州。
吃了一路败仗人数越打越少的红军将领们,此时已对博古和李德他们失望至极,可能也是想起了毛委员当年带他们纵横苏区的辉煌,除了李德依然死鸭子嘴硬的指责这是“逃跑主义”之外,所有人都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主张。
1935年1月,红军进驻贵州遵义,并在该地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场会议挽救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遵义会议上取消了“三人团”,也就是剥夺了博古和李德靠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重新成为常委,并参与军事指挥工作,不过是作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身份,相当于一个参谋角色。
不过事实证明,来到贵州也就是缓了一口气,严峻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等同于死局的烂摊子。
局势图一目了然。
在遵义,红军所遭遇的困境,堪称四面楚歌,犹如置身于天罗地网之中,即便是插翅也难以逃脱。
北临长江这一天然屏障,川军严阵以待,部署了重兵防守;而东、南两面,乌江水系蜿蜒流淌,湘军四个师以及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八个师在此驻防;西面,金沙江波涛汹涌,滇军正严加防范;至于遵义周边,王家烈的黔军则将中央红军围困得水泄不通。
全国军队总兵力约在四十万上下,而经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仅存三万多人。在食物衣物匮乏、枪械弹药极度短缺的情况下,红军即便面对国军单打独斗也难以取胜,更遑论以十敌一了。
天罗地网严密布下,令敌军插翅难逃。蒋介石决意已定,誓在遵义四周,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彻底消除隐患。
中央红军面临三选。
第一,要在遵义周边打造并巩固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以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
第二,寻贺龙的红二红六军。
第三,寻红四方面军于川陕边界。
显而易见,第一个方案无需多加考虑——坚守原地,直面四十万敌军,蒋介石恐怕即便在梦中也会笑逐颜开。第二个方案,在抵达贵州之前就已摒弃,重蹈覆辙无疑是走向绝境。如此一来,唯有最后一个方案可行,那就是渡过长江,寻求红四军的支援。
前提是过长江。
即便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回顾,这个四面楚歌的局势依旧显得无解,仿佛陷入了一个绝境,其中并无任何可行的出路能够突破这层重重的包围。
红军唯一能借力的,便是国民党军这数以十万计的军队,其中既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亦涵盖各路军阀,他们各怀心思,谨慎行事。
贵州原本是王家烈的势力范围,然而贵阳已被蒋介石的中央军轻易夺取,显然已是无法挽回。因此,对于王家烈而言,他最大的期盼便是红军能够迅速撤离,将遵义留予我手。至于红军去向何方,他并不关心,只求他们别继续滞留在贵州即可。
滇军驻守西部,湘军盘踞东部,他们对于红军并无招惹之意。他们的唯一宗旨,便是坚守阵地,确保红军不踏入云南与湖南之地,如此一来,与我们便无甚瓜葛。
至于东南方的桂系与粤军,更是无需多言。红军虽已成功撤离,然其归途遥遥,似无返顾之可能。此刻,众人皆沉浸于一种闲适的心境,仿佛在悠然嗑着瓜子,观赏着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戏。
究竟是谁的情况最为紧迫?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另一方面则是刘湘的川军。
蒋介石自不必多言,屡次围剿均未能奏效,此次却是下定决心,意图一鼓作气,彻底根除这心腹之患。
此外,他亦怀揣另一图谋,即杨永泰所倡导的“驱虎吞狼”策略——在围剿红军的同时,亦意图一举收拾那些地方军阀。
因此,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之后,蒋介石故意采取“北重南轻”的兵力部署策略,迫使红军深入陈济棠控制的广东北部地区。
老蒋的意图昭然若揭,正如陈济棠曾对其部下所言。
“截击红军,无论是胜是负,都是不容有失的。一旦战败,红军若进占广东,老蒋便会指责我替他平息战事,使得广东沦为他的囊中之物;倘若战而胜之,红军虽败,粤军亦受重创,老蒋又会诬指我为处理善后之人,广东依旧会落入老蒋之手。”
显而易见,其他军阀亦对蒋介石的计谋了如指掌。对于这些地方上的大军头而言,一旦红军越境,中央军随之而来,这无疑是对他们构成的更大威胁,远甚于红军本身。
显而易见,刘湘此刻的心情如何。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界正活跃异常,若中央红军再进入该区域与之会合,恐怕局势将难以预料,不知这样的日子是否还能继续。
且不说四川会不会被红军全部赤化,蒋介石也必然会借着围剿红军的名义进入四川。四川不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也会落在蒋介石的手里。
对于刘湘而言,唯一的宗旨便是将红军驱逐至长江以南,铁心不留给蒋介石任何踏入四川的借口。
为确保红军无法渡过长江,川军将精锐部队悉数部署于长江的战略要地,甚至动用了舰艇进行支援。
而红军这边,压力最大的自然是毛泽东。
既然刚刚将那“三人团”驱逐出境,就必须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实力。若能率领众人突破重围,则证明你确实有能耐;反之,若仍旧屡战屡败,恐怕也只能说明你的能力也并不出类拔萃。
把握了上述背景,便能深刻领悟四渡赤水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关键地位。坦率而言,正是四渡赤水之举,力挽狂澜,拯救了陷入绝境的中央红军,亦拯救了我党于危难之中。若无此等神来之笔,中央红军很可能在长江南岸便走到了尽头。
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确,四渡赤水并非事先精心策划的,而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策略。毕竟,战争并非电子游戏,战场上的局势变幻莫测,这对指挥官的智慧与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考验。
现在来看这个四渡赤水,这么理解要合理一些:一渡二渡属于被逼无奈,三渡四渡则是毛泽东有目的性的发挥了。
贰|一渡赤水
红军起初无意渡赤水河。
此刻,红军的使命已明确,即寻觅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既然是追寻红四,便不可避免地需跨过长江。
如图所示,穿越长江的路径同样清晰可见。首先需攻克土城与赤水县城,继而沿赤水县城北上,直至抵达泸州与宜宾一线的渡口,方得渡过长江。
中央红军路线未计划渡赤水河。
理想固然绚烂,但现实往往显得严峻。首先表达反对意见的,便是那川军。
1935年1月24日,土城之战虽告捷,却随即陷入困境。川军名将郭勋祺率领的两个旅紧随其后,展开缠斗。一经交锋,便察觉形势不妙,对方的战斗力显然与黔军不可同日而语。
经过一番摸索才领悟,原先情报有误,原本预计的四个团竟增至六个团,这场战事该如何应对?更令人担忧的是,川军四个旅也正迅速逼近。
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即便是朱德亲自持枪奔赴前线,陈赓所率领的“干部团”亦奋勇冲至最前沿,才得以勉力稳定战局。
迫不得已,只得召回原计划前往赤水县城的林彪,他率领红一军团迅速行军至土城,加入了围攻川军的战斗,尽管如此,川军的攻势仍未被击退。
川军何以勇猛无比?正如前文所述,他们比起蒋介石,更迫切希望将红军扼杀在长江以南,这无疑是对他们最有利的策略。
郭勋祺对川军的战绩似乎颇为自得。面对红军那令人咋舌的豪华阵容——新中国七位元帅和两百多位将军依次出战,竟然未能取得胜利,这叫人如何向他人解释?
然而,郭勋祺在抗战期间与新四军保持着密切联系,与陈毅将军的关系尤为融洽。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不幸被俘。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致力于国家建设,最终担任了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的职务。
战局陷入僵持,对红军愈发不利。他们的使命并非追求胜利,而是力求撤退。此类拉锯战即便取得胜利,亦无实际价值。
中央军委果断决策,即刻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从而摆脱了战场的束缚。
西渡赤水河的意图清晰可见,目标便是跨越赤水河,攻克叙永县城,进而向北进发,继续横渡长江。详尽的行军路线如图所示。
赤水后路线计划
总结而言,此即为赤水一渡的历程。换言之,赤水一渡乃是一种典型的“敌强则退”的运动战策略,与“神奇”二字实无丝毫关联。
叁|二渡赤水
1935年1月29日,红军全师成功穿越赤水河,随即迅猛进发,直指叙永,对叙永县城展开了猛烈攻势。
然而,驻守叙永的川军令红军尝尽了艰辛。红军连续激战三天三夜,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却依然未能攻克叙永城池。
敌军的援军正源源不断向叙永逼近。当前局势不言而喻,若不及时撤离,恐怕连越过长江的机会都将丧失,叙永之围在即,形势岌岌可危。
在重重困境中,我们不得不再次搁置了北上横渡长江的雄图,转而踏入云南境内,那里敌军势力相对薄弱的扎西地区。
渡赤水后,不攻叙永,转赴扎西。
然而,此举亦无实质性效果。蒋介石一方面命滇军封锁红军西进之路,另一方面派遣川军及中央军四个师团紧追不舍,意图在扎西地区对红军进行彻底围剿。
此刻,红军经历了连续的艰苦战斗,兵力已从三万余人锐减至两万。更为严峻的是,他们已陷入绝境,前路茫茫,似乎再无生路。
向北行进,此路不通。北面有坚决阻挡红军渡过长江的川军把守,其战斗力之强,加之长江之险,我们根本无法逾越。
西行还是南行?滇军与川军同,均极恐红军踏入疆域,必力阻其进,再添薛岳的中央军,实感难以对抗。
坚守此处建立根据地?实属不切实际。毕竟扎西之地资源匮乏,难以支撑众多人马生存。当前紧迫问题是应对敌人的四面围攻,若滞留此地,无异于坐以待毙,任由敌人将其围歼。
怎么办?无人知晓。
毛泽东压力山大。他不但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还要面对党内同志的各种质疑和幸灾乐祸。
土城战役的失利后,博古语气中带着讽刺地评论道:“瞧,即便是狭隘经验论者的指挥,似乎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不过对毛泽东来说,现在并不是斗气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脱离险境。
经过冥思苦想,毛泽东天才的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他做出了一个让红军上下都十分不解的命令,那就是走回头路,往东过赤水河,重新占领遵义。
实际上,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在这群敌人中,细细思量一番,便发现王家烈的黔军倒是可轻易摘取的软肋。暂且退守遵义,稍作休整,待时机成熟后再作进一步的打算。(王家烈暗自咒骂了一声MMP。)
刻不容缓,红军自扎西启程,一路向东方挺进,成功夺取了太平渡与二郎渡两处渡口。在1935年2月18日至21日间,红军顺利全部渡过赤水河。
这使得蒋介石完全困惑,于日记中写下:“敌军是否东逃?”对于红军的动向深感疑惑。
此刻,他未曾料到红军的目标竟是直指遵义,这亦不足为奇,蒋介石难以理解,毕竟无人能预见到红军会重返遵义。当时,蒋介石理所当然地推断,红军的行动无非是两条路,要么是攻打赤水,继续北渡长江以寻找红四方面军,要么是继续向东进发,寻找红二、六军团。
蒋介石构想红军二渡赤水路线。
对此,蒋介石理所当然地指令川军、中央军以及黔军主要沿此两条路线展开堵截。红军亦积极响应,派出小股部队向赤水挺进,营造出准备北渡长江的假象。
红军主力迅速向遵义进发,于娄山关之战中取得辉煌胜利,随即将王家烈轻松驱逐出遵义。(王家烈不禁暗自咒骂,为何独独针对我一人?)
红军二渡赤水路线
谈及娄山关战役,有两点尤为值得铭记。首先,这场战役之惨烈,令人扼腕。红三军团参谋长、彭德怀的亲密战友邓萍,不幸中弹捐躯。邓萍不仅是彭德怀的入党引路人,其革命资历亦远超彭德怀,若能幸存至解放,至少能位列大将之列,实乃一大遗憾。
另一个就是毛泽东在娄山关战役后写下了有名的那首《忆秦娥·娄山关》。说这个词牌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说起那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相信很多人对此是耳闻能详。
肆|三渡赤水
抵达遵义之际,得益于在娄山关取得的辉煌胜利,我们从黔军手中获得了丰富的军用补给,这无疑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的压力。
然而,这并未撼动根本格局。依旧那句老话,在绝对实力的笼罩下,任何技巧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蒋介石虽一度被红军的二渡赤水所蒙蔽,但这不过如同在竞技场上的一阵晃动,并未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很快,他便恢复冷静,随即部署各路军队,紧锣密鼓地向遵义地区收缩包围圈。
然而,此次老蒋似乎更加老练。他不再让红军疲于奔命,而是选择了稳健的策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因此,他重拾了第五次围剿时的策略,就地构筑起碉堡工事。红军若来进攻,他便迎战;若红军按兵不动,他便继续推进,继续构筑碉堡。
此法虽笨,却实用。
在遵义,红军既未能得到物资的补给,亦缺乏兵员的增援。如此持续消耗,终将陷入无法逆转的困境。
唯有持续奔跑,别无选择。然而,这种频繁的急速行军无疑导致部队陷入了极度的疲惫,引发了红军官兵普遍的不满情绪。
最有名的就是林彪那事,鼓动彭老总给中央写信提意见,老彭没同意,他就私自给中央写信,说老这样走弓背路会拖垮部队,建议让彭德怀替代毛泽东任前敌指挥一职。毛泽东后来在会理会议上训斥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随即,军史上便上演了那场闻名遐迩的“攻取打鼓新场”之争。
红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理由有三,一是打个胜仗提升一下日益消沉的士气,二是相当于打个大户补充一些物资,三是最主要的一点,打鼓新场的驻军是黔军,容易收拾。(王家烈悲愤呐喊: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一边倒的支持这个方案,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
反对之声同样理据充分。鉴于打鼓新场周边驻有周浑元与吴奇伟的军队,一旦发起攻击,他们必将迅速集结,届时我军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甚至可能将红军推向无法回头的绝境。
最关键的是,即便取得胜利又如何?当前这支红军真的承受得起如此巨大的人员损失吗?
反对也没关系,那就投票决定。然后结果二十多张赞成票,一张反对票。不用说这张反对票是毛泽东自己的。
毛泽东本来心情就郁闷,一看这结果就急眼了,说你们要坚持去打打鼓新场,那我这个红军总政委就辞职。
张闻天性格严谨,对党内民主机制深信不疑,坚信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一旦结果不利,便坦然接受,无需多言。在他急躁时,甚至会直接表达出“不合作就无需合作”的坚决态度。
不过,对红军前途担忧的毛泽东,左思右想,还是觉得打鼓新场风险太大,连夜找到周恩来,又连夜找到朱德,最终说服二人,并在第二天开会由周恩来说服众人,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并恢复了毛泽东的职务。
这次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遇到军事问题,20多个人讨论来讨论去,统一想法相当困难,在当前这种瞬息万变的形势下,简直就是慢性自杀。
于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通过了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也就是“新三人团”,负责指挥作战。
咱们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成为了党的核心。其实遵义会议只是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指挥的开始,离成为核心还远得很。
实际上,军事指挥权的正式掌握,直至“新三人团”成立方始实现。
拿到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终于可以无所顾忌的施展他的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了。
他下达的首个指令明确,要求全军集中优势兵力,对驻守鲁班场的国民党中央军发起猛烈的攻势。
蒋介石见状,深知局势已至鱼死网破之境,遂不再多言。他迅速调动周围各路国军,直指鲁班场,把握良机,决心一鼓作气,将其彻底剿灭。
而就在各路国军赶往鲁班场路上的时候,毛泽东又发布了第二个命令,放弃鲁班场,全军从茅台渡口再次西渡赤水河。
这就是“三渡赤水”。
佯攻鲁班场,三渡赤水河
蒋介石顿时感到一头雾水。这究竟是要做什么?难道又要前往古蔺、叙永,接着北上渡过长江?如此往返奔波,难道不觉得疲惫吗?
毛泽东说累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要的就是你的迷糊。
不妨再加一句,你是否明白为何茅台被誉为“国酒”了呢?它承载着红色基因,记得当年在贵州,茅台酒不仅能够御寒暖身,还能用于洗脚舒缓疲劳、清理伤口,为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当然,好喝是前提。
伍|四渡赤水
三渡赤水后,毛泽东命令全军隐藏在赤水河旁的树林里,然后派出一个团带着大功率电台,伪装成红军主力,攻打古蔺县城。
老蒋顿时精神焕发,瞧见了吗,这次我可是猜对了,肯定是前往北渡长江,快,给我追上去!
就在国军按照老蒋最新的作战计划,昼夜兼行往赤水河西急进的时候,毛泽东又下发了第三个命令:全体红军立刻马上「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也备折而向东,限二十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人赤水河东岸」。
红军在短暂的时间内,再次发起了对赤水河的第四次跨越,这一壮举被历史铭记为“四渡赤水”。
穿越赤水河之后,红军迅速展开急行军,奋勇直指贵阳城。
四渡赤水,直取贵阳
红军历经三次横渡赤水河之后,蒋介石深感留在后方已是对其“调兵遣将之能手”美誉的亵渎,遂毅然决然飞抵贵阳,意图亲自驾驭那些被红军巧妙牵制的无能之辈。
老蒋无论如何未曾料到红军竟转而向东横渡赤水河。他们究竟意图何为?
不久,他迅速领悟了其中的含义。红军即将抵达贵阳,意图对他进行整顿。
红军势如破竹,一路疾驰向贵阳进发,高呼“攻占贵阳城,生擒蒋介石”的口号,使得老蒋不禁心生悔意,恐怕自己来得过早。他原本以为红军尚在千里之外,于是将主力部队尽数调离,用以围剿红军,而留守贵阳的仅有四个团的守军。
蒋介石内心忐忑不安,不确定红军是否真的要进攻贵阳以抓捕他,抑或只是虚张声势以恐吓。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不宜冒险,自己并非诸葛亮,不敢轻易尝试空城计。于是迅速向各部队发出电报,要求他们火速赶往贵阳,以备“勤王”。
此刻,中央军与贵阳相隔甚远,蒋介石又陷入了失眠。若红军攻入贵阳城,我蒋介石又有几颗头颅可供他们砍伐呢?
即刻寻找一处临近的驻地进行,以便迅速应援。环顾四周,发现滇军的孙渡部队仍在金沙江畔观战。随即下达严令,命令孙渡率四个旅火速向贵阳进发,以护卫君主安全。
其实蒋介石想多了。毛泽东从始至终就没考虑过要进攻贵阳。红军现在的目的不是要抓蒋介石报仇,而是要跳出包围圈跑路。让我去攻城?贵阳城那么好打?打不下来等着你们合围我们?你老蒋想啥好事呢。
红军渡过乌江后并未稍作停留,径直绕过贵阳,马不停蹄地向昆明进发。此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摆脱了4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然而,仅仅跳出包围圈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仍需寻找合适的去处。
龙云蒙显得有些意外。看来你们红军在贵州和四川转了一圈后,竟然把云南当作了目标?难道你们不知道前往川陕的路线吗?难道缺少地图吗?我可以提供给你们。
于是,红军非常巧合的缴获了滇军的三辆开往前线的汽车,非常巧合的在汽车里发现了二十份精确到1:10万的军用地图和大批的云南白药。
此说法史上亦称“龙云献图”。
滇军孙渡部此刻已奔赴贵阳,以助王室,金沙江防线因此露出巨大空档。加之红军对昆明的佯攻,龙云亦明智地将金沙江沿岸的驻军召回,以保卫昆明城池。
这一系列动作的意图昭然若揭。昔日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所擅长的“送客”之术,如今又在云南重演。
与湘江沿岸的缓缓行军相比,红军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良机,径直奔赴金沙江,继而勇闯大渡河,最终成功突破蒋介石所设的包围封锁,扬帆远航。
蛟龙入海,任行天海。
陆|尾声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领会到为何毛主席将四渡赤水之战视为其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关于四渡赤水的历史意义,无需赘述,它不仅拯救了红军,更挽救了党的命运。
实际上,主席最为得意的是这一系列充满创意的神来之笔。
确实,若置身于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即便将操控权交予你,你也难以突破这重重包围。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威望的稳固。正如前文所述,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并未立即成为领导核心。相反,由于之前几场战役的不利表现,他甚至遭到了众多人的质疑。至于导致那糟糕局势的原因,他人或许不予深思,总之,若你无法取得胜利,便意味着你自身能力不足,我们为何要向你臣服呢?
在四渡赤水战役成功突破包围之后,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威信的树立。此后的红四军分裂事件中,即便包括李德在内,众多同志也纷纷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心甘情愿地追随毛主席的领导。
在这其中,指挥四渡赤水的行动,成功引领大家摆脱了那场必死的困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促成这一成果的核心要素,无疑是信心。
自井冈山起,历经八年的打压与磨难,毛主席承受了无尽的委屈。然而,直至遵义会议召开,无论遭遇何种困境,他始终未曾丧失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对个人未来亦抱有坚定的信心。
事实表明,只要对未来充满信心,且对自己坚信不疑,便无任何难关不可逾越。
难不过红军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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