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三次求毛主席，第三个为何被拒？周总理三次遗愿，毛主席为何只允其一？

两位备受尊敬的历史人物，在各自生命的关键时刻，面对最高权力者的意志，为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位的临终遗愿，经过多番权衡后得以部分实现；另一位的战略性请求，却遭遇了明确拒绝，其个人命运也随波逐流。

这并非简单的个人悲剧或胜利，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核心的考量与时代大势的深刻逻辑。

小诸葛，英雄所见？

早在1934年，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将军便展现了其非凡的战略远见。他在《国防与外交对边务学生讲》中，明确指出国际间即将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乃是必然趋势。白崇禧进一步阐明，这一焦点将围绕着中国的领土以及世界市场的重新瓜分而展开，展现了对全球格局的深刻洞察。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白崇禧于1937年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抗战指导思想。这一概念深刻契合了当时中国的国情与抗战需求，后来被当时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采纳。

无独有偶，毛泽东也在1938年撰写了《持久战》，同样指出日寇最终必败的趋势。这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两位杰出军事家在民族存亡之际，对战争走向的“英雄所见略同”。

正是这种对时局的共同深刻认知，使得白崇禧与中共同仁之间，在抗战时期便有了惺惺相惜的底色。毛泽东与周恩来对白崇禧的才华与能力，向来是抱持着高度欣赏的态度。

这种欣赏与争取，在抗战期间便有所体现。1938年10月24日，白崇禧在前往长沙的途中，吉普车不幸发生故障，正焦急万分之时，一辆车停了下来。

从车上走下的正是周恩来总理，他一眼便认出了白崇禧，并迅速喊道：“敌人先头的骑兵部队离我们这里不远了，你还是和我同车先走一步吧。”就这样，白崇禧与周恩来同车，一路相谈甚欢，建立了初步的信任与了解。

不久之后，在武汉大撤退的混乱局面中，周恩来再次见到了白崇禧。周恩来向白崇禧告知：“八路军准备在桂林设办事处，由李克农担任主任，届时还请白健生先生予以关照！”白崇禧当即表示：“请周先生放心，一定关照！”展现了其言而有信的风范。

白崇禧果然说到做到。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他不顾蒋介石可能的不悦，力荐叶剑英担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一职。

尽管蒋介石心中不快，但鉴于白崇禧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最终还是给了白崇禧这个面子，同意了这项任命。这些事件，都为日后白崇禧与中共的接触，埋下了伏笔。

蒋座下，才华空蹉

然而，白崇禧这等卓越的军事才干与战略眼光，却始终未能获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解放战争初期便迅速显现，并成为白崇禧对其彻底绝望的关键。

解放战争爆发后，白崇禧“承蒋公之命”，被任命为国民党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这一任命，曾一度让白崇禧对蒋介石产生了知遇之恩的感觉。

不负“小诸葛”之名，白崇禧敏锐地意识到了东北战场的关键性。据《白崇禧回忆录》记载，1946年3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将关东军的五十万枝军械移交，而国军尚未完全到达。

这使得对手得以趁机袭占四平街，并与国军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白崇禧深知此地战略要害，二话不说便亲自前往东北督战。

这就是著名的“四平街之战”，即“一战四平”。在白崇禧的指挥下，战局迅速好转。他迅速将林部击溃，并继而占领了长春、吉林等地。

按照白崇禧的设想，本可以就此乘胜追击，直至佳木斯或满洲里，彻底歼灭或将林部驱逐出东北境外，从而永绝后患。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出手干预了。

蒋介石下令军事指挥权归杜聿明，并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这让白崇禧大为恼火。他当即命令杜聿明：“不行停，继续追击！”

杜聿明则面露难色，表示这是上头的命令，自己不敢违抗。白崇禧闻言大吼：“既是我下命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但命令终究未能执行。

紧接着，蒋介石与美国特使马歇尔一同飞抵前线。蒋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显得极为愉快。白崇禧趁此机会，再次力劝蒋介石，不能停止追击。

蒋介石却答非所问地表示：“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就这样，白崇禧被调离了东北战事，失去了继续指挥的权力。

蒋介石随后反而命令杜聿明：不追了，庆功会这事，一定要办好！白崇禧对此事耿耿于怀多年，认为在1946年，若不是蒋介石因担心自己建立大功勋而“瞎搅合”，错失了歼敌良机，又怎会有后来的诸多事态？

这可真是“悲喜交集白崇禧”。自此之后，白崇禧对蒋介石算是彻底绝望了。这大概也是后来，李宗仁和白崇禧这对桂系首脑“玩命倒蒋”的一个非常关键原因。

这种绝望与不信任，甚至影响到了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白崇禧不但拒绝出兵支援，反而扣下了蒋介石嫡系的宋希濂兵团，按兵不动。

许多人事后曾指出，倘若当时白崇禧能让宋希濂兵团加入，那么战局或许会像1946年的东北战场一样，胜负还真难料。这或许正应了那句话：一报还一报，历史从来都是公平的。

三求毛公，结局难料

尽管白崇禧与蒋介石的裂痕日益加深，但他与中共有着另一层面的联系。1947年莱芜战役爆发，粟裕大获全胜，不仅生擒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让王耀武说出了“就是五万头猪，共军三天三夜都抓不完”的“名言”。

这场战役中，还活捉了一位少将旅长，名叫海竞强，此人正是白崇禧的外甥。这可让白崇禧犯了难，毕竟血浓于水，他必须设法解救。

于是，白崇禧找到了刘仲容。这位刘仲容，不仅与李宗仁和白崇禧交情深厚，更承担着桂系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官角色。他曾与毛泽东深谈过，也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不错的交情。

1946年，白崇禧当上国民党国防部长后，刘仲容也受邀成为国防部少将参议。蒋介石一度想除掉他，却被白崇禧保了下来，足见其在桂系中的重要地位。

就这样，在刘仲容的斡旋下，毛泽东同意释放海竞强。海竞强毫发无损地被释放，这让白崇禧大喜过望，看到了与中共沟通的可能。

白崇禧随即又提出了第二个请求：我们桂系夏威部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被你们包围了；另外一支桂系部队，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缴械。能否给予宽待呢？

刘仲容再次开始斡旋。毛泽东当即表示：可以放松对安庆的包围，下花园缴获的武器，我们也可以送还。白崇禧提出的前两个请求，毛泽东都爽快地同意了。

毛泽东如此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分化蒋介石集团，争取白崇禧（桂系）能走到人民这一边。这再次印证了毛泽东对白崇禧的才华仍抱有欣赏，希望争取其发挥作用。

那么，争取的效果如何呢？历史的走向显示，白崇禧最终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谁都能看出蒋介石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李宗仁和白崇禧自然也心知肚明。于是，白崇禧再次找到刘仲容，让他去刚解放的北平“表示和平诚意”，并提出了他的第三个，也是最为关键的请求：解放军不要渡江。

毛泽东听闻此言，笑了。他对刘仲容说：“白健生很喜欢带军队，他的广西军队只有十几万人，将来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让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嘛！”这既是肯定，也是诱导。

刘仲容非常高兴，认为这是极大的善意，连忙趁热向毛泽东转达白崇禧“请求解放军不要渡江”的真实意图。然而，毛泽东的脸色随即严肃起来。

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个不行。”但他紧接着又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性的建议：“我们过江后，他若感到孤立，可以先退到长沙先看看情况，再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只要白健生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这番话意味着，毛泽东的立场非常明确：想不让解放军渡江？想都别想！这是原则问题，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为了继续争取白崇禧，他提出了一个君子协定，希望彼此不要再兵戎相见。

刘仲容认为这已是非常难得的让步，用他的原话说就是：“共产党（毛主席）对桂系（白崇禧），可谓仁至义尽了！”然而，白崇禧却怒了，认为自己手里还有兵力，既然请求被拒绝，那就只有一战。

可惜，在历史的洪流面前，白崇禧就算再厉害也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最终仓皇逃离去了台湾。他的个人选择，终究未能扭转大势。

总理遗愿，百姓情深

与白崇禧的战略请求不同，在同一片土地上，另一位伟人的临终遗愿，则涉及个人身后事与全民情感的碰撞。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周恩来总理共接受了十四次手术。

即使身体饱受病痛折磨，他却从未放下手中的工作。他深知时日无多，必须把重要的工作都处理完毕，妥善交接。于是，他开启了近乎“疯狂”的工作模式。

每一天，周恩来都像是与时间赛跑。在那个内外挑战巨大的年代，他既要处理国内的各种繁杂事务，还要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批阅大量文件，处理各类紧急事宜。

为了提神，他经常喝浓茶，甚至用滚烫的毛巾敷在脸上。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无声地透露出他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热爱与奉献。

1976年1月8日，中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周恩来总理。在那悲痛的日子里，他的夫人邓颖超向中央转达了周总理临终前的三个遗愿。

这三个遗愿是：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不保留骨灰。每一个遗愿，都透露出他对人民的深情厚谊，以及对国家的高度忠诚。周总理深知，遗体告别和追悼会将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而保留骨灰，更是与他一生简朴、低调的作风相悖。他希望自己的离世，能够像平常百姓一样，简简单单，不惊扰任何人。然而，当邓颖超将这些遗愿转达给中央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李先念等，纷纷表示，全国人民不会答应这样的安排。在他们看来，周总理一生都在为人民操劳，他的离世，是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必须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以表达对他的哀悼和敬仰。

告别哀荣，历史留声

面对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和中央内部的争议，毛泽东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深知周恩来的人品和作风，也理解他生前的担忧和顾虑。然而，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也必须考虑到全国人民的感受和需要。

最终，毛泽东决定，满足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个遗愿——不保留骨灰。但他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必须让全国人民有机会和周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于是，在1976年1月11日下午4点30分，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十里长街涌入了百万群众，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这位伟大的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人们默默地站立着，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们看着周总理的遗容，回想着他生前的点点滴滴。那些关于他的故事、他的笑容、他的教诲，仿佛就在昨天，依然清晰可辨。

周恩来总理的离世，不仅让中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也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和哀悼。联合国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降半旗以示哀悼。

这是联合国成立七十多年来，首次为一位国家领导人降半旗，更是唯一一次为一位中国人降半旗长达七天之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公告中提及了两点原因。

一是周恩来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二十六年，两袖清风，生活非常简朴；二是周恩来和他的爱人邓颖超无儿无女，但他的一生都在忧国忧民，他付出的比所有人都要多。这样的评价，不仅是对周恩来总理个人的高度赞扬，更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肯定。

周恩来的一生，是简朴而崇高的一生。他从不追求个人的名利和地位，只把心思放在国家和人民身上。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奢华和浪费。

他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他的办公室也朴素无华。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和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他的遗体被送到了北京医院进行解剖。

当医护人员掀开他的衣服时，看到他那密密麻麻的疤痕和瘦弱的身躯时，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们无法想象，这位伟大的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和煎熬。但他却从未向任何人诉说过自己的痛苦和困难。他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着。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向了祖国的大好山河。第一把骨灰撒在了北京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第二把撒在了密云水库这个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地方。

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这个他革命事业的起点；最后一把则撒在了黄河入海口这个他念念不忘的台湾对岸。周恩来总理的骨灰撒向了祖国的大地，也撒向了人民的心田。

笔者以为

回望历史，白崇禧与周恩来在面对最高权力决策时的结局迥异。白崇禧的请求，触及了革命根本和政权交替的底线，这是任何最高领袖都无法让步的原则。

而周恩来的临终遗愿，则更多关乎个人身后哀荣与民意表达。毛泽东的决断，体现了在尊重个体意愿的同时，更要顾及国家大局和人民情感的复杂权衡。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个体无论才华横溢或品格高尚，其选择和意愿都无法超越核心战略利益与时代大势的规定。白崇禧的悲剧在于他未能完全理解并融入新的历史进程。

周恩来遗愿的“妥协”，则在于他深谙大局，将个人的一切融入了人民。这不仅是不同人物的命运写照，更是理解那个时代权力逻辑和历史必然性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