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亲历“九一三”

整理者说明

1986年夏日，卸任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展开了多次深入的交谈。

陶然，本名朱东北，系辽沈战役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杰出将领朱瑞同志的幼女。鉴于吴忠同志曾是朱瑞同志的资深部下，因此，他与这位老首长之女的交谈显得格外畅达，毫无拘束。

陶然女士录音了谈话内容。

在与吴忠交谈之际，陶然的配偶李大震亦身处其中。

吴忠将军不幸于1990年2月遭遇车祸，不幸离世。陶然先生亦于同年11月与世长辞。

在陶然临终之际，他将吴忠将军的谈话录音带分别赠予陈楚三与李大震，各保留一套，并叮嘱他们于恰当的时机予以整理并公之于众。

在整理录音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致力于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然而，由于部分磁带音质不佳，尤其在提及具体人名或地名时，可能会出现一些辨识不清的情况，恳请读者海涵。

吴忠将军谈话整理：

“九一三”事件堪称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此类事件在党内尚属首次。

与之可作对比的，乃是张国焘之行为，他选择了投奔蒋介石。

事先一无所知。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重返丰台，特地与我们四人——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及我本人——进行了深入交谈。

李德生同志自罗马尼亚之行归来，甫一开口汇报访问详情，却发现毛主席对此似乎兴趣寥寥。李德生同志仍旧娓娓道来，毛主席遂言：

今天我要探讨的并非细节，而是整体框架。何为细节？你们是否曾参与捕鱼，目睹过渔网？细节就像是渔网中的网眼，而那牵引网眼的绳索，便是纲。纲举则目张，意即抓住核心，一切便一目了然。

主席对林彪的失误进行了剖析，强调一句能胜过千言万语，可又有何用呢？我多次提及不设国家主席、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的立场，却无人理会。

主席强调，夫人不宜担任秘书职务，认为夫人担任秘书之职并不适宜；同时，他对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表示强烈不满，紧咬牙关，挥动手势，誓言要将郑维山所代表的山头主义势力彻底摧毁！

华北管，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主席的讲话内容丰富，其中重点阐述了对林彪的分析。我当时的预感是，三中全会将致力于解决林彪相关的问题。

主席讲了两个多小时。

当我们抵达时，主席已等候多时，他起身逐一与我们握手，彰显了对同志们的极大尊重。临别之际，我成为最后一位离开的人，主席再次起身，告知我们无法留我们共进晚餐。直至我们步出车厢，他才缓缓坐下。

归途中，我与吴德共乘一辆车。遂邀请他至家中，共享了一顿面条晚餐，期间我们讨论了如何传达信息的策略。

我言道，待观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如何传达，我等便依此方式传达；吴德亦表示，也只能如此应对了。

这是主席首次与我谈话。

庐山会议，亦即1970年8月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编者注——落幕之后，紧接着便是华北会议的召开。随后，批陈（指陈伯达）整风汇报会亦随即举行。在此次会议上，黄吴李邱等人均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主席的批评言辞犀利。此外，刘子厚亦上台做检讨，其检讨内容涉及河北省相关事宜。

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回想起华北会议及批陈整风汇报会，似乎是要对林彪的问题进行清算。否则，他为何在我们面前提及林彪的错误？尽管言辞不多，但显然没有必要公开指出，这显然是在向我们发出信号。林彪的身份地位，不言而喻。

在主席丰台谈话后，当晚主席参加了国庆节的预演活动。其间，三十八军等部队进行了精彩的分列式。当夜幕降临时，杨德中给我来电询问预演的结束时间，此事也是总理所关心的。我回应称，大约两点钟预演能够结束。

他询问总理是否可以提前终止会议，我对他说，完全没问题，现在就可以结束。

当时未料林彪已逃。

“十一”仅举办游园活动，未游行。

夜幕降临，大约三点钟的时分，杨德中拨通了电话，总理通知我们即刻前往大会堂，一同前去的还有吴德同志和我。

抵达大会堂之际，总理正忙着向各大军区致电，通报林彪逃离的消息。他言辞隐晦，巧妙地暗示那位长期卧病在床的人物，曾在庐山会议上发表演说的人，如今携同夫人，已向北逃逸，且方向直指苏联。

总理指示海军舰队及各地区空军直接隶属于各大军区指挥，此举实则剥夺了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限。在总理的讲话中，并未提及林彪的名字。

总理挂断电话后，转身向我们，即我和吴德，示意，手指向房门，言道：“主席此刻便居于此屋。”

总理的言外之意似乎在于，诸如林彪这般重大事件，主席若未身在中南海，那么此处便需做好备战之策；我对此的理解是，他在传达主席的旨意。

总理指出，一架直升机正在怀柔西部约20公里的高空徘徊，极有可能需要进行紧急迫降。

经过一番查询，我发现怀柔向西约20公里处，可能位于渤海的边缘。该区域地形为盆地，是一个小镇，同时也是公社的所在地。

总理嘱托我迅速派遣民兵和部队，务必尽快搜寻到迫降的飞机，封锁山区，捉拿逃逸者。飞机上承载着党和国家的大量核心机密，我们必须确保将其全部掌握，绝不能让这些机密遭到损毁，哪怕是一张纸片也不能有所遗失。

总理交付使命后，我立刻拨通了人民大会堂内警卫三师的电话，指令离渤海所较近的七团火速向该地进发，务必搜寻到那架迫降的飞机，确保机上物资不受损害，行动刻不容缓。

三师机械化，步兵摩托化，速度快。

随即，我拨通了卫戍区司令部的电话，紧急指示怀柔和延庆的民兵部队立即出动，对渤海所周边山区实施包围，逐步收窄封锁范围，采取网式搜索策略，务必捕捉那几个从空中逃逸的人员，绝不允许其逃脱。

紧接着，便派遣了卫戍区副司令李刚亲自前往现场进行指挥。他明确要求李刚务必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同时强调途中绝不能发生交通事故。此外，他还指示通信部门立即拨通一条专线至渤海所公社，确保通讯畅通无阻。

指令李刚迅速调度民兵与三师七团，务必寻找到迫降的飞机。飞机上承载着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绝不可有任何损毁，哪怕是一纸片言只字亦不可遗失。

李刚领命而去。

电话挂断后，总理续谈，直言道：“我们无需再打哑谜，现在就来讲讲林彪逃跑的事，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此刻，三十八军旗下的112师正于赤峰地区进行军事训练，队伍行进间，总理指示，该师无需再接近保定，将由你负责指挥；我提出将其驻扎于昌平，总理对此表示赞同。总理进一步下令，炮兵第六师与坦克第六师亦归你统率。

在临行之际，总理郑重表示，此事仅吴德、吴忠两位需知晓，不可对外泄露；我向总理提议，应通知政委杨俊生同志，否则工作恐受影响，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决定仅限于我们三人知情，不得扩散。

返程后，于我的办公室内，吴德同志与我一并向杨俊生同志传达了总理的谈话内容。

在接到李刚的第一个电话时，他告知我，已经找到了那架被迫降的直升机。遗憾的是，机上发现了一名死者，正是驾驶员，他不幸遭到了周宇驰的袭击。目前，已经成功抓获了两名嫌疑人，分别是李伟信和陈士印。同时，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两具尸体。据李伟信所述，这两具尸体属于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似乎是在高粱地里自杀身亡。目前，我们正在对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与核实。

李刚的次份报告透露，北京军区所属部队及北空部队正陆续向渤海区域进发，此行动系由李德生主任亲自指派。

我一听便觉得不妥，总理在布置任务时并未提及需要北京军区与北空协同行动。

我即刻告知李刚，北京军区与北空部队的代表已至，务必以极度的谦恭与礼貌接待，给予他们优渥的款待，并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第二点，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否则将引发全面混战，或者面临材料被毁的后果。若询问命令来源，可告知为卫戍区上级所下达。

随即，我立即向总理汇报了相关情况和我的应对措施，总理点头同意，便如此决定。

我认为，若在事前先行请示总理，或许在那一刻，形势突变，引发一场混战，而我的部队毫无准备。因此，我先陈述了两条原则，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执行；若总理有新的指示，我将随即进行修订。

在黄昏时分，我向总理汇报了搜查材料的进展，并提及了北京军区及北空部队即将归还枪支的情况，指示他们返回。总理补充道，请告知他们：你们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李刚在第三次拨通电话时，李德生主任亲自来电，指示即刻将人员、武器以及文件等所有物品迅速送往空军司令部。

我觉得情况似乎不对劲，既然对吴法宪存疑，才特意派遣你前往空军司令部担任要职。目前空司的局势尚不明朗，难道除了吴法宪，其他人就都无可疑之处吗？那些罪证材料被送到空军大院，这样的做法能让人信服吗？

我向李刚传达，鉴于空军大院情况尚不明朗，不宜将人送至那里。我要求他派遣精干的干部和充足数量的武装力量，确保绝对安全，即刻将人送往卫戍区司令部，并亲自交到我手中！务必不要送往空军大院！

李刚表现不俗，他汇报情况总是迅速及时，并未急于将我送至空军大院。

电话刚挂断，我即刻向总理汇报，李德生主任未事先征求我们意见，便直接致电李刚，要求将抓捕的两人、武器弹药及文件立即送往空军大院。鉴于空军大院当前情况尚不明确，我已经告知李刚，要派遣得力干部和充足武装力量，确保万无一失，并迅速将人、枪、文件送达卫戍区，由我亲自接收。

总理明确指出，此事处理得当，随即指示立即对李伟信进行审讯。他特别指定由我和杨俊生负责审讯任务，并要求我们携带得力的秘书一同前往。

随后，我邀请了副政委邹平光同志一同参与对李伟信的审讯工作，并将审讯进展情况实时上报中央。

在审讯过程中，李伟信提及了一份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文件，这引起了我的关注。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一项工程领域的资料，未曾料到它竟然牵涉到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

“五七一工程” 纪要笔记

（影印件）

陈士印身为飞行大队长，对于相关情况所知有限。

我与吴德自总理处归来，步入我的办公室。随即，我指示办公室主任向各相关部门（仅限各部门）下达通知，对总参、总政、总后的来电，需详尽记录，但对于所有询问，一律不予回应。

这乃是我返程后首要任务，亟需迅速切断这根纽带，以防我军及机关再遭总参谋部的干预与调度。

李德生同志先后两次尝试联系，均未成功与我及杨俊生同志取得电话沟通，即便联系卫戍区机关亦未能实现。他竟直接拨通了渤海所的电话。对此，我始终未能理解其为何会做出这样的电话联络选择，这究竟是缺乏经验所致，还是其他某种原因？

任命你负责空军司令部工作是对吴法宪的不信任表现，而你却如此信任空军机关，这是为何？

关于派遣部队一事，我并未再进行核实，毕竟这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

然而，对于你所派遣的部队，我已下令他们放下武器。我亦不畏触怒主任，毕竟你的行为实有不当之处。

总理将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了我，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寻找那架迫降的直升机！你需提供协助，并立即与我联系。部队的突然出动，我已向总理汇报，并得到了他的批准来处理此事。

如今我仍旧困惑，不解他为何会打那两个电话，唯有亲自询问他方能得知真相。或许中央方面已经与他本人进行过沟通，只是我不清楚具体是如何处理的。

李刚与我在渤海所的联络颇为便捷，设有专用线路。他不久后向我汇报，拾得一些纸片，已被撕成碎片，上面用红铅笔书写着文字，散落在多处；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大意基本可以复原。纸片上不仅有林彪的亲笔签名，还标注了周宇驰、于新野的名字，这是一份“手令”；此外，还有一封林彪致黄永胜的信函。

这封信的碎片搜集实属不易，它们分批陆续送达。我是一片一片地挑选，并指示部队持续搜集。若在搜集过程中损坏了庄稼，我们愿意以高价进行赔偿。

杨俊生对碎片的事宜，已经连续一周未能解决；总理便派遣公安部的专家团队介入，并特地通知了李震。

专家们工作效率极高，不到两小时便完成了校对工作，并将文件交到了我手中。我随即赶往大会堂，将文件呈递给了总理。然而，文件的开头却写着“永生”。恰逢黄、吴、李、邱四位同志也在会议上，总理便让他们过目这封信件。

据总理事后回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均表示未曾见过此类人物。而黄永胜在目睹后，即刻陷入沉默，情绪显得异常低落。

再过数日，我终觅得带有“月”字旁的碎片，仔细比对后，果然吻合，是“永胜”二字。

总理亲自向毛主席呈上，毛主席听闻后表示“总理亲自担保”，这才使得信件内容中的黄永胜问题得以明确确认。

此外，便是所谓的“手令”。而另一张信纸上，则清晰地标示着乘坐飞机的编号，用红铅笔慎重书写而成。

林彪“手令”碎片图

（原件已撕毁）

此时，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对黄、吴、李、邱四人的“保护审查”实为一种隔离审查。

那是在9月24日，我们拘捕了黄永胜。然而，黄永胜声称未曾见过此信。

飞机编号为南逃时所用编号。

直升机缓缓降落，于新野随即对飞行员下手，随后与李伟信等人一同奔向高粱地，藏身于垄沟之中。众人商定，誓同生死，于新野高呼口号，誓言忠于林彪。然而，李伟信突然朝天开了一枪，竟未造成伤亡。

飞机编号的信纸残缺了两片。其中，致黄永胜的信保存较为完好，内容主要是劝慰他安心静养，切勿焦虑。

在对周宇驰与于新野的遗体进行解剖的过程中，我向负责的医生明确指示，需仔细探查其胃部，以查明是否吞食了任何文件。遗憾的是，医生在检查中并未发现此类物品。

尽管未能收集到三个文件的完整片段，但其核心内容已得以清晰理解。

警卫三师尽职尽责，如同细密的篦子般，不遗余力地搜寻，恰逢一场雨来，才艰难地找到了这些残片。

九天后，即9月13日，黄、吴、李、邱四人终于接受了隔离审查。

为应对战事，中央决策将38军划归卫戍区指挥。在黄吴李邱四人隔离之前，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会上，黄任总长，我们向总理提交了报告，总理亦将报告转交黄吴过目，旨在稳定他们的情绪。在作战会议上，传达了林彪逃逸的消息，并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全力备战。

我推测，林彪料定主席自南方归来将召集三中全会，或许已预感到此会议旨在解决、清算他的问题。批陈整风运动已波及到他，叶群亦已进行检讨。三中全会一旦清算他的问题，即便他想要逃避，恐怕也已无路可走。他深知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因此，他可能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便已开始策划逃走，这或许正是他的策略所在。

林彪、叶群

在北戴河的奔跑途中，林彪乘坐的是一辆保险红旗车。不幸的是，8341警卫部队在那一刻开响了枪械。当时普遍认为，是叶群与林立果将林彪绑架并强行推上车辆，随后便发生了枪响。

我瞥见了那辆车，车门玻璃上布满了数道凹痕，幸而并未穿透。

一名警卫科长急匆匆地从车上跃下，不幸中弹受伤；车门紧闭不严，车内人员齐心协力，将车门拉开直至抵达山海关。

警卫部队开枪实属出于保护林彪的目的，误以为其遭到了绑架。

林彪找不到林豆豆，紧张万分。

林豆豆已潜入警卫部队，隐匿其踪。他向中央政府致电，声称林彪已逃离，正前往广州，并未提及苏联。

林豆豆（林立衡）

观察其情形，林彪逃往苏联似乎是出于一时的决断，或许是由于女儿的下落不明，以及担心机密信息可能泄露，加之对广州的不安全感，这才促使他选择逃往苏联。这仅是我的推测。

在那次会议中，我身为林彪专案组成员，却遭遇了江青的偏执之词。她坚称林立衡，亦即林豆豆，是林彪的亲信卧底，要求将其拘禁。

总理显露出不耐烦的神色，随即表示将情况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听闻后感慨道，若非林立衡及时向我们透露了信息，我们恐怕还浑然不觉事情的真相。鉴于此，我们在关于林彪的“一号文件”中特别提到“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

总理表示，我认为这种表述是恰当的，主席亦认同我的看法。通过此方式，江青的立场得以扭转。

稍后，江青语重心长地提醒道：“在讨论问题时，请保持冷静，切勿动怒。”

总理没发脾气。

林立衡后遭江青集团迫害。

我认为林立衡实乃当之无愧的立功受奖者，堪称大义灭亲的楷模，乃一位优秀的同志，理应让全国人民共知其名。江青对她进行打压，在警卫一师实则将她软禁，甚至逼迫她服用药物企图自杀，幸而抢救及时，方得生还。

林立衡同志，为党立下功勋。时至今日，我仍坚信应当宣传林立衡同志的事迹。

直升机内堆满了文件，各类军事部署资料亦然，其中不乏针对苏方向雷达系统的详细部署。此外，还有大量录音带，其中有一盘被密封在信封之中，信封上赫然标注着“绝密文件”四个字，字迹模糊难以辨认。

在公安部接手后，技术人员调整了转速，这才使得录音清晰可辨。原来，是黄永胜在给叶群拨打电话，讨论私事，林立果将其录音，尽管录音质量欠佳，但内容仍能听得一清二楚。

在审讯黄永胜的过程中，播放相关内容，他对此表示了异议，认为这涉及严肃的政治议题，并指出这样的做法显得不够庄重。

查获了三万外币，初步判断为德国马克。向总理汇报后，总理表示疑问，认为不可能是马克。经进一步核实，确认是三万美金，随后再次向总理做了汇报。

那段往事，唯有我们三人知晓，日复一日地忙碌着，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向总理汇报情况，处理相关问题时，机关的人员推测可能与林彪有关，然而具体是何问题，他们却并不明了。

飞机上携带着众多文件，这些将作为礼物送往苏联，用以增进交流。尽管其中不乏非重要文件和常规文件，但它们都是至关重要的机密资料。

总理洞察精准，断言其中定藏党和国家之重要机密，绝不可任其毁损，哪怕是一纸片语亦不可遗失。果不其然，总理的预见无误。

直升机将向北驶去，目的地是乌兰巴托，李伟信的生命依然坚强。

林彪的座机径直朝北疾驰，匆忙而紧迫，机场方面已发出通报。

向总理说：不能打下来？

总理称赞道：“你说得对！若是被打下来，你将如何解释？竟然还对我两句。”

直升机自北京升空，两架飞机未进行通讯，但起飞时间却巧合地一致。北方空域的飞机随即起飞进行拦截，成功将其引导返航。

拦截固然重要，但对驾驶员而言，情况更为紧急。他身为中队长，对局势一无所知。大队突然通知他前往开会，而此时他正沉睡于梦乡。夜深人静之际，他被紧急叫醒，被逼着前往乌兰巴托。面对枪口，他误以为这是投降的信号，心神不宁，以至于罗盘失去了方向。

周宇驰迷失了航向，不知该飞往何方。他发现飞机转了个圈又回到了北京。随即，飞机抵达了渤海所上空，被迫降落。不幸的是，驾驶员刚一着陆就被击毙。

驾驶员实属有功，即便罗盘出现混乱，亦未偏离乌兰巴托的航线。

自9月13日起，每日均需留意苏联广播动态，关注林彪在苏联期间所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发表的各类文章及演说。然而，尽管持续关注，相关信息始终未能收听到位。

三天之后，蒙古方面向我们提出严正抗议，指控我国一架飞机非法越境，并已降落至其境内领土。

我国大使亲临现场，所见乃一架民航客机，遇难者遗体被甩出机外，幸未遭焚毁。从送回的照片中，林彪与叶群的面容清晰可辨。

显然，这架飞机因燃油耗尽而紧急降落，且缺乏领航员的指引，燃油补给也不充足，整个过程显得极为仓促。这表明，飞往苏联的决定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周密计划，而是一次临时的决策。

传说很多，黑匣子据称难以被焚毁，或许已被运往苏联。传闻中，其中收录的录音包含了枪响、争执之声，而这些并非全然出自其亲近之人的口。这或许只是传闻，或许并非全然属实。

然而，照片中林彪的膝盖骨清晰可见，已断裂，女尸（叶群）的面容同样清晰可见，已严重肿胀。现场并无人员被烧焦的迹象。显然，这是一次迫降事故所致。飞机在降落时于草地上划出一条深沟，机翼在山岗上刮擦后断裂，导致飞机翻转坠毁。从现场情况判断，这并非空战被击落，而是迫降事故。

256号三叉戟坠机地

9月13日晨，总理在部署任务之际，亦迅速作出决策：务必保密。知情者寥寥无几。

为确保首都及全国的长治久安与宁静，广播依旧延续往昔，祝愿林副统帅永享安康。即便在林彪不幸在温都尔汗遇难后，此类祝福仍持续了一段时间。

此刻，外国政府向其驻华使馆及武官寻求情报，声称北京发生变故；然而，这些大使与武官均回应称，北京一切如常，并未发生任何重大事件。直至公布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一后，真相方才公之于众。

毛主席与周总理对待“抓黄吴李邱”一事极为审慎，经过十日的深思熟虑。

十天里，他们还需阅读中央文件。

经查获林彪亲笔手令、飞机编号，以及致黄永胜之信件后，遂作出隔离审查的决定。

9月24日晚，我们已做好准备。总理与我们进行了会面，讨论了被捕者应被安置在何处。我本人和吴德参与了此次会议，而杨俊生并未参与。

我深思熟虑，认为不宜将之安置于城市之中。警卫三师隶属于新四军，与黄、吴、李、邱等人的关联较少。吴法宪虽出自新四军三师，但其并非江南人士。而警卫三师则是江南黄克诚将军的麾下之师。在总理的同意下，此事得以成行。

经过商议，决定将黄永胜押送至七团，怀柔地区；吴法宪则被安排至三师九团，八里桥附近；邱会作则被安置于牛栏山，炮兵团内；而李作鹏则被安排至三师师部。

此时，晨曦尚未照亮天际，八点的会议尚未开始，战士们依旧在车上沉睡。曾绍东押解着李作鹏。

在会议召开之际，邱会作因故迟到十五分钟，这是由于他前往机场送别同事归来，行程中耽误了时间。

总理显得格外警觉，这会不会意味着他有所察觉？考虑到黄永胜焚毁文件，总理或许也察觉到了某些异样。

总理强调，无论战斗规模大小，都必须将其捕获。他询问我：“你是否拥有机动部队？”我回答：“是的，有的。”接着我又回答：“城外部署了两个师，城内有一个团刚刚完成拉练，目前驻扎在半壁店。”

总理明确指示，此任务由该团负责执行，即便是在西山100号展开激战，也要确保将其成功擒获。正当此时，邱会作步入现场。

总理在新疆厅召集黄吴李邱进行谈话，强调林彪意图南逃至广州，鉴于你们对此事了解颇多，务必如实陈述。

黄永胜保证。

总理召见我，指示我转告黄永胜，他将被派往吴忠任职，并要求他务必详尽交代；黄永胜对此表示，他完全拥护中央作出的审查保护的决定。

我负责押送黄永胜至三师七团，待一切事宜安排妥当后，正准备离开之际，黄永胜忽然将我召回，嘱托我向总理汇报相关情况。

“在我所掌握的范围内，我将毫无保留地详述一切。我坚决支持并拥护中央对我实施的隔离审查决定。”

林彪专案小组由十位成员组成，其中黄吴李邱亦在列。随后，中央委派我及李震负责对黄吴李邱进行审讯。我身为专案小组成员，而李震则担纲公安部部长，虽非专案组成员。李震态度谦逊，因此我决定让他主导此事。

在审讯过程中，黄永胜对所涉问题拒不交代，随后播放那段录音，他却表示，这属于政治问题，态度不够庄重。

拿出林彪信，称未收到。

王飞送的信，他否认是这封。

既然此信是致黄永胜的，却落在了周宇驰手中，这难道是周宇驰在黄永胜阅读信件后将其私自取回的吗？这一切都只是猜测，无法作为确凿的事实。

王飞送的信真假不明。

黄永胜始终坚持未曾目睹过此信，我们亦无法断定他已阅览过，关键在于该信始终掌握在周宇驰手中。

然而，在公审“四人帮”的过程中，当法庭向黄永胜展示这封信件时，黄永胜声称已有所察觉。

我内心琢磨，黄永胜或许感到焦虑，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目睹过这封信，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总理曾向他展示过这封信，但他并未明确指出是于新野、周宇驰还是总理本人将信件展示给了你。

若未明示详情，我亦难以作出断定。历经漫长时光，即便如此，他依旧未肯承认。

昔日，众人皆以为吴法宪态度最为和善，林彪对其已交代得透彻明白，诸如派往广州等事宜，均阐述得淋漓尽致。毛主席决定对吴法宪从宽处理，并为他寻觅居所。

我已物色了一处马寅初的居所，打算赠予他，以便他的妻子与孩子能够同住一处。

最后，尚有一事需他明示，然而他的回答却含混不清。因此，那处房产便未能如约相授。

毛主席曾言，吴法宪之事尚可突破，一经提问，他便会泪流满面，交代之事无不详尽。庭审至此，当其告别之际，他突然说道：“尚有一事需交代！”

李作鹏被总理质询，询问为何在得知山海关机场已发出禁飞通知后，仍指令起飞？为何对总理的指示进行了改动？邱会作对此亦未作任何解释。

在审问黄吴李邱的过程中，未能彻底厘清他们是否知晓有关南逃至广州并另组中央的计划。对此，我在当时并未明确了解，同样在审讯“四人帮”时，这一问题也未得到清晰解答。

自“九一三”事件以来，一份源自毛家湾的资料浮出水面。该资料为林彪于1971年5月23日所撰写的信件草稿。

毛主席：

5月20日，我拜访了周总理，就党内团结以及涉及政治局及以上级别人员的安全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

鉴于总理的关心与主席的咨询，现将本人谈话的核心内容汇报主席，恳请主席审慎考虑。同时，衷心期盼主席能够与总理进行深入交流，共同商讨并落实具体的实施措施。

我的意见如下：

历经五载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无疑是必要且正确的。我们在此期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巩固这些成果，坚定不移地执行九大的团结路线。特别是在批陈整风之后——这一行动是必要且正确的，因为陈伯达身为反革命分子，实为害群之马。他曾在庐山会议上趁机生事，故其影响必须被彻底肃清。为确保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团结，我们必须预防那些思想混乱者及冒险分子采取任何突发奇想的冒险行为，以免破坏党的团结，造成秩序混乱，引发国内外的不良反响。为此，我们必须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我深思熟虑，拟定了以下策略，敬请主席审慎考量。

第一，秉持“四不一要”的原则，首先是在未来十年的期限内，针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所辖大军区的一把手和二把手（鉴于批陈整风的影响，当前中央及中央政治局成员普遍被视为可靠），我们承诺将执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的四不政策。

若成员间出现失误，可通过党内思想批判予以纠正；若成员生病，可临时调配他人代为履行职责；若不幸病故，则选拔合适人选接替其位。至于长期患病寻求退休的干部，将依照退休干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首先，在遇到特殊情形时，必须遵循主席亲自下达的指导性指令。

第二，务必将此规定传达至北京及所有相关城市，确保卫戍部队的每一位士兵知晓。他们应严格遵照此规定行事，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执行除主席之外任何首长下达的针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级别人员的抓捕、关押、处决等非法命令。

若他们以执行命令为借口行乱令之实，那么个人理应承受法律的严厉惩处。不论其逃往何方，均需归案接受严正审判，绝不可借执行命令之名，逃避应负的责任。

第三，为确保首都的安全，提议由华东、东北及山东地区各派出一个独立营，以分守首都周边的三个人工山脉。

第四，提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地区。尽管该部队实力雄厚，但驻守首都周边并非最佳选择。建议将其调往他处，并让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部队接替其职责，以更适宜地完成既定任务。

在审阅本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些同志对于安全问题表现出担忧之情，他们的心情充满忧虑。这种情绪不仅值得我们的重视，更应引起深刻的思考。

鉴于预防万一事故之需，我构思了上述措施。然而，这些方案或许存在不足，甚至可能存在偏差。因此，特此报告主席，恳请主席审慎考虑，并交由总理予以办理。

针对第一条和第二条，我们甚至可以组织一场涵盖首都所有警卫部队干部的会议，并向他们传达指示，要求他们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将信息传递至每位士兵。此外，我们需每隔两三个月重复此过程，持续十年不懈。十年之后，我们应当继续依据这一精神行事。

非首都部队可传达至师团级干部。

这些信息对外必须严格保密，力求最大限度地避免任何潜在副作用的发生。

我渴望与主席进行一次交流，若主席方便，还请抽空告知我具体的会面时间，以便我安排相应的日程。

此致

敬礼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发言者：林彪

林彪提出的“四不一要”虽未呈递至毛主席手中，但其构思、草拟、修订及誊写过程均由他亲自指导。据知情者透露，在完成这一切后，林彪曾将文稿放置了三天，最终权衡之后决定不再呈送。

总理提及，林彪曾就此话题与他交流，总理质疑，此举是否真的有必要？

林彪意图将此事呈送至主席面前，以期获得主席的首肯。一旦获得批准，他麾下的黄、吴、李、邱等一班人马便得以保留。

他不是在谈论某些人的忧虑吗？担忧安全无法保障吗？事实上，正是这些人，即政治局成员，确保了他的团队得以保留。

自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黄、吴、李、邱以及叶群等人已被查明，实际上，林彪也难逃其咎。他意图借助此举来阻止进一步的调查，意图终止这场风波，这是我的解读。其目的在于保住核心班底，这是首要之策。

其次，对于卫戍区这一规定，我阅读后深感忧虑。我并不打算对你施加任何影响，也不会加以干预。若你有所行动，必然会被上报，消息将传达到每位士兵耳中，每隔两三个月便会传达一次，坚持十年如一日。

若野心家向你传达紧急情况，声称毛主席生死未卜，亦或他已将毛主席置于无法联系的状态，此时唯有毛主席亲自指导才能行事。如今毛主席无法亲自指导，身为第一副主席，我亲自向卫戍区下达指令，你必须遵令而行。若不遵从，我将立即将你拘捕并处决，另行指派他人。届时，无论命令你抓捕何人，你都须照办。如此一来，卫戍区部队便牢牢控制在野心家手中。

毛主席一旦获得批准，便将掌控卫戍区，此乃所谓“以防野心家暗中作乱”。

这份文件经毛主席亲自审批，规定士兵每两三个月必须进行一次传达。持之以恒，长达十年。若遇紧急情况，他作为第一副主席，按照党章所载的接班人身份，应当亲自指导。若你不接受他的指导，那便是不服从命令，其后果将不容忽视。

此法掌握卫戍区，确为一计高招，相较请客、拍照、授官、笼络，此法更为稳妥。若向他汇报，便暴露无遗，真可谓应对之策寥寥无几。

他考虑到毛主席性格中的细腻敏感，深知送呈毛主席可能会引起各种猜测，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可能暴露出某些迹象。因此，他内心感到不确定，最终选择了暂缓上交，尽管已经完成了抄写工作。

显然，林彪此刻脑中浮现诸多策略，意图稳固其势力根基，掌控卫戍区，并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马“指授方略”，确保能够随心所欲地决定逮捕谁，这无疑是一种高明的手段。

林彪，这位人物颇善思虑。这一行为揭示了他逃跑前夕的心理状态，他在思索着什么。他所考虑的问题深远，意图保留政治局成员，确保他们不受抓捕、关押或杀害，且这一状况需保持十年如一日。除非因病去世或退休，否则保持原状不变。正是对能否欺骗主席心怀忐忑，他才没有将计划付诸实践。

此材料至关紧要。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目睹黄、吴、李、邱等人及叶群相继陷入困境，甚至连自己亦身陷其中，于是他开始思索如何扭转危局。当此策略失效后，他选择外逃，这一行为充分揭示了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这非一日之功，乃经深思熟虑，反复琢磨。即便将想法整理清晰，亦需静置三日光景，犹在权衡是否付诸行动。最终，因信心不足，担忧一旦付诸实践，反而暴露破绽，故决定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