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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萌，生于1952年，1968年毅然投身内蒙古广袤的牧区，开启了那段插队生活的历程。1973年，他重返故土河北，在当地技校找到了一份工人岗位。1982年，刘小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紧接着在1985年，他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荣获硕士学位。随后，在1989年，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功获得了清史专业的博士学位。自1985年始，刘小萌便加入社科院近代史所，目前担任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的职务。多年来，他始终专注于“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清史以及满族史的研究，并在此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原题

下乡女知识青年

婚姻剖析

作者： 刘小萌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上山下乡运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成千上万的城镇知识青年被派遣至农村和边疆，旨在实现“安家落户”。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中，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充满争议的焦点。本文对女知青婚姻现象的细致分析，正是这一焦点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环节。

01

婚姻基本类型

城镇青年男性为28岁，女性为25岁；农村青年男性为25岁，女性为23岁，相较于法定婚龄提高了5至8岁。按照这一标准，即便以下乡知青中年龄最大的66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女性为例，她们在1970年也达到了晚婚的年龄。此后，每年都有新的男女青年步入适婚的行列。

随着众多“老三届”知青逐渐步入晚婚之龄，他们的婚姻登记数量亦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根据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974年底，全国已婚知识青年数量已达到48万人，占在乡知青总数的7.1%；至1975年，这一数字攀升至61.4万人，占比上升至8.1%；1976年，这一比例进一步增至9%，已婚知识青年人数达到72.6万人；而在“文革”结束的1977年，这一比例再创新高，已婚知识青年人数增至86.1万人，占比高达10%。在这近90万的已婚知青群体中，女性人数占据了半数以上。

鉴于下乡知青的安置途径各不相同，其择偶环境亦呈现出多样的风貌，这无疑为婚姻关系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在“文革”时期，超过1400万知青被下放到农村，其中约200万人被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农场。这些兵团往往坐落在边疆地区，地域辽阔而人口稀少。各个连队犹如独立的王国，与外界隔绝，有的甚至孤立于荒原之中，四周尽是广袤的草原。这样的连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择偶圈。尽管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们口音各异，但命运相连，情趣相投，日复一日地相处，感情逐渐加深。在这样的环境下，男女知青之间的联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生产建设兵团中的主流婚姻形式。

一是双方均为知青的“双知青”组合；二是知青与城镇职工的联姻；三是知青与农民的结合。然而，由于缺乏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依托以下三份局部性的资料进行初步的探究。

起初，依据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数据，在已婚的知识青年群体中，高达74.9%的人选择了与农民携手共建家庭；在知青间的联姻中，这一比例上升至21%；与之相对，与城市职工联姻的比例则仅有4.1%。①；

继而，依据1978年河北省保定市的统计数据，已婚的知识青年群体中，有高达75.5%的人选择了与农民结为伴侣；相比之下，选择与同龄知青结婚的比例仅为15.2%；而与城市职工结为夫妻的比例则相对较少，仅为9.3%。②；

第三项，依据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所搜集的统计数据，在已婚的知识青年群体中，高达74.8%的人选择了与本地农民结为连理；17.9%的知识青年则选择了与同龄人步入婚姻殿堂；与之相对，选择与职工结合的比例仅为7.3%。③。

所述的三份资料，其时间跨度的差异明显，且统计范围覆盖了省、地、县三级，因此直接进行对比存在一定难度。尽管如此，每份资料都从各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插队知青婚姻构成的三大类型及其所占比例。在这些类型中，知青与农民的结合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次是双知青的组合，而知青与职工的结合则处于较低比例。这种排序模式，大致反映了全国插队知青婚姻类型的基本分布情况。

在大城市周边区域安家立业的知识青年，其婚姻结构比例与以往的调查数据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依据1976年吉林省知青办公室对长春市郊区五社两镇开展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已婚的知识青年群体中，与农民通婚的比例达到了51%，与同龄知青喜结连理的比例为24%，而与城市职工组建家庭的占比则为25%。在如此特定的情境下，与农民结婚的比例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了一种此增彼减的态势；与此同时，与城市职工结婚的比例则相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鉴于城市郊区地理位置紧邻城市，知识青年与城市职工建立姻亲关系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现象显然易于理解。

一旦知识青年投身于上山下乡的行列，他们从城市户口转为了农业户口，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所有生活补贴和福利。因此，在城里人的眼中，他们便自然而然地被视作真正的“新型农民”。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无疑进一步加大了他们结合的难度。

女方往往清一色地由知青组成；此类婚姻多由父母之命或亲友介绍，缺乏坚实的感情基础；夫妻双方自始至终分隔城乡，始终扮演着“牛郎织女”的角色。城乡生活的鲜明差异，促使众多女知青及其家庭将择偶的视线投向城市，这类婚姻往往带有为回城生活提前做准备的明确目的。

作为上海家庭的唯一女儿，郭慧在1968年高中毕业后，毅然踏上了前往吉林省延吉县参与农村建设的道路。母亲对女儿牵挂在心，期望她能调到离家更近的地方，于是特意从江苏海安县的故里为她物色了一位中学教师作为未婚夫的备选人选。④上海女知青夏美珍曾在贵州绥阳县度过了一段插队岁月。为了帮助她重返都市，夏美珍的父亲不遗余力，在宁波市邻近的镇海县为她争取到了一份在农具厂的工作。此外，他四处奔波，为夏美珍在宁波市物色合适的伴侣。他坚信，通过这样的安排，夏美珍不仅能够回到她心驰神往的城市，而且还能缩短与故乡上海的地理距离。⑤。

众多女知青身处无权无势的境地，归乡之路遥不可及，眼睁睁目睹同伴们纷纷踏上他乡之旅，她们只能将自身命运寄托于与城市职工的婚约。尽管国家政策明令禁止农村户口的配偶及其子女迁入配偶所在城市，但这样的联姻仍为女知青们提供了长期探亲的机会，稳固了与城市的关系，并且使她们得以从丈夫的工资中分得一份收益。尤为重要的是，尽管国家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却为长期分居的城乡夫妻保留了一线团聚的余地，使得那些在农村的女方，无论早晚，都有机会重返那魂牵梦萦的城市。

爱情的缺失往往是此类婚姻的致命缺陷。女知青们不惜以牺牲个人的爱情与尊严为代价，仅为了换取一张通往城市的通行证。而那些愿意降低择偶标准，选择农村知青作为伴侣的城市职工，往往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外貌条件不佳、职业发展不尽如人意、家境贫寒或是身体有残疾等因素，导致他们在城市中难以寻觅到合适的伴侣。

一度上演的悲喜交织剧情令人动容：一位女知青在“月老”的巧妙牵线之下，与一位因工伤致残的城里工人喜结良缘。经过厂方不懈的努力，她得以恢复城市户口和粮食供应。这一善举不仅促成了这对佳偶的喜结连理，也使厂方得以卸下长期照护残疾工人的沉重负担；男方虽身体残疾，却终于圆了“洞房花烛夜”的梦想；女方也实现了重返城市的美好夙愿。三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然而，在这美满的结局背后，唯一缺失的，却是构成婚姻坚实基础的真挚爱情。

在那个被称为“文革”的特殊历史年代，婚姻的实质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它不再代表着伊甸园中青年男女间那份纯真爱情的升华，反而蜕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手段。

02

女知青嫁农民

一类是男知识青年迎娶女农民，另一类则是女知识青年嫁给男农民。众多研究资料指出，选择嫁给农民的女知识青年人数，显著超过了选择娶女农民的男知识青年。⑥。

女性知青与农民的联姻，原本只是知青婚姻多样性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在那个个人婚姻亦被政治化的“文革”时代，此类结合却意外地被舆论工具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意义，被誉为彻底革命的英勇举动。追溯其历史渊源，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末便已初露端倪。

她心甘情愿成为一位对人民和国家都有益的“傻子”。⑦王培珍显然深信她的婚姻具有非凡的政治分量，这种信念成为她坚定应对舆论压力的精神支柱。

七十年代初，白启娴的感人事迹经媒体广泛传播，使得女知青嫁给农民的行为迅速演变成一股席卷全国的政治风尚。白启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1968年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农村，开始了她的插队生涯。四年后，她与同队的、仅有小学文化的农民仓促成婚，婚后生活颇为朴素。正当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她因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逆流而上，被誉为“英雄”，并受到全国人民的号召，学习她的勇敢精神。⑧白启娴声名远播，地位亦如日中天。她起初得益于地委书记的举荐，得以加入党组织，继而又荣幸地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的仕途更是扶摇直上，荣任河北省知青办公室、地区文教办公室的副主任，以及公社党委副书记之职。在短短的时间里，她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两千余封充满热情的来信，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向她表达敬意与鼓励，众多知识青年更是立志以她为榜样。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如同白启娴那般卓越的女知青。在湖北，喻利华成为了当地的楷模。她，一位来自武汉的知青，于1969年年底被派遣至洪湖县插队劳动。在与贫农青年相恋的历程中，她遭遇了来自各界的冷嘲热讽，然而，据说她从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汲取了无尽的毅力与精神力量，勇敢地踏出了与贫农青年结合的坚定步伐。⑨辽宁大地对刘秀兰的英勇事迹交口称赞。她曾毕业于沈阳市第九中学，之后投身于郊区的劳动实践中。1969年，她与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农民喜结连理。⑩浙江大地孕育了徐春娟这位杰出人物。她曾是金华市第三中学68届的毕业生，在面临下乡后推荐入读大学的机会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坚定地决心扎根农村，并最终与一位农民喜结连理。⑪湖南省近期对张国清同志予以了嘉奖。张国清同志，自1963年高中毕业投身农村，成为一名有经验的插队知青，四年之后，他与一位贫苦农民喜结连理，不久后便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他的政治生涯迎来了新的飞跃，成功晋升为省妇联的副主任。⑫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诸多杰出人物相继涌现，其中包括杭州的女知青缪惠敏、青岛的女知青李春梅、王金华，以及上海的女知青郭惠、万宁林等人。名单之长，难以一一尽述。⑬。

针对农民联姻的诸多争议，媒体曾编造出一系列看似崇高的理由。白启娴将其视为“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抵御修正主义、预防修正主义”的核心所在。徐春娟则将其提升至“选择何种道路”的政治高度，她强调，选择何种伴侣，不仅关乎个人情感与婚姻，更关乎个人未来道路的抉择。若将家庭安置于城市，频繁穿梭于城乡之间，恐怕会削弱扎根农村的坚定信念。一些女知青特别强调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应与农民“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价值。当年毛泽东的著名言论——“尽管他们（指农民）手黑足脏，却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纯洁”，成为她们嫁给农民的理论基石。⑭。

诚然，女知青与农民的结合之所以反复被渲染、美化、赞颂，其根本原因与“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丑化、贬低、歧视和打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宣传的共同点，便是以某些政治需求为借口，为这些婚姻增添了一层耀眼的光环。换句话说，婚姻的本质目的被赋予了政治色彩，而本应占据婚姻主旋律的爱情，却遭到了有意无意地忽视。

尽管宣传力度不断加大，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却都心照不宣：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身留驻那片土地上，彻底割断与城市生活的联系；关于未来的所有梦想，包括就业和入学机会的期待，都将随之消失。如此看来，为何众多女知青仍选择踏上这条看似前景黯淡的道路呢？

的确，在那些女知青与农民的联姻中，并非全然是被动之举。她们不仅将这段经历视为一场革命的洗礼，心中亦难掩对彼此情感的深刻共鸣。毕竟，农民天性纯朴，他们对于身处困境的下乡知青，曾无私地伸出援手，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在这些农民的殷切关怀与鼎力相助下，一些知青在极度失落中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进而萌生了爱意，这种转变显得自然而然。

“嫁为人妇，便无需再挥汗如雨地在田间地头劳作，可以安稳地在家中过活。”⑮付出代价后的小补偿。

促使女知青踏上这一征程的另一个动因，便是“血统论”所施加的沉重压力。所谓的“血统论”，实则是以个人出身的尊卑贵贱作为衡量其政治立场及社会地位的标准。在“文革”初期，红卫兵公然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将陈腐的封建血统论推向了极端。那些最早与农民结为伉俪的女知青中，不乏因家庭出身问题而遭受歧视，对未来深感迷茫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以及“走资派”的后代。她们坚信“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的天地间，她们勇敢地选择了贫农的后代作为伴侣，以期改变自身的命运。⑯。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体现了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扎根农村的决心，旗委对此新现象表示支持。半年之后，这30位北京姑娘中已有10人嫁给了农民。

在广袤的农村基层，干部们对知识青年投身农村的行动有着深刻的感悟。位于内蒙古哲盟（在文革时期被划归吉林省）的科左中旗西伯花公社，当大队干部们得知北京的知识青年即将到来时，他们兴奋地奔走相告：“毛主席为我们送来了大姑娘，深知我们这里姑娘稀缺的困境，若非毛主席的恩赐，我们恐怕难以成就家庭和事业。”他们的言语中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敬仰，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此类无知且愚昧的干部虽属少数，然而相较于对女知青施加婚恋压力的普遍现象，其严重性便愈发凸显。在哲盟扎鲁特旗巨流河公社兴隆地大队的集体户里，便有九位来自北京的知青女性，在队长的影响下，短短两年间，就有八人被迫步入婚姻的殿堂，被迫离开。奈曼旗东明大队中，一位女知青因拒绝婚约，甚至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无奈之下只能暂时返回家中，然而归队后依旧被剥夺了口粮，最终只能与他人共度余生。在开鲁县大榆树公社的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更是滥用职权，逼迫三名女知青在当地成婚，其中一位甚至成为了他的儿媳。这些令人痛心的案例，是1971年北京市革委会下乡知青工作学习团在走访哲盟北京下乡知青点时搜集到的。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悲剧不过是冰山一角。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开端，大批知识青年被安排至农村社队，因住宿资源匮乏，他们不得不分散寄居在当地村民的家中。这一现象不仅加剧了诱婚与逼婚等不良风气，也暴露出此类问题屡禁不止，其广泛性由此可见一斑。1970年发布的《中发26号文件》与1973年的《中发30号文件》——这两份作为知青政策纲领的文件——均明确指出，必须坚决禁止对女青年实施诱婚或逼婚行为，这进一步印证了上述问题的普遍性和顽固性。

农村青年普遍视迎娶女知青为一种划算的联姻方式。“文革”年代，即便在偏远乡村，传统婚俗仍旧盛行。男方娶妻时，需支付高昂的彩礼，并举办盛大的婚宴。在陕北地区，农民娶妻的基本开销已在千八百元左右，还需提供二三百斤粮食；而在山西部分地区，彩礼的计算方式以斤为单位，体重越重的彩礼越贵，双眼皮一斤的价值大约是20元，娶一位媳妇的彩礼（实则便是买卖婚姻的身价）往往需要一两千元。对于日工收入仅为几分之一的农民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而娶女知青则无需支付彩礼，这不仅节省了巨额开支，还能因娶得城市姑娘而成为乡里的骄傲，难怪他们会被邻里誉为“有福气”。

为了塑造与农民相结合的女知青们光辉璀璨的形象，宣传媒介在各个时期塑造了王培珍、邢燕子、张国清、白启娴等各具特色的典型。然而，这些典型的宣传价值，其实际的社会影响力远未达到预期。关于她们婚后如何“有所作为”的报道，与其说是对数十万已婚女知青生活的真实反映，不如说是对她们普遍“无所作为”现状的深刻讽刺。对于成千上万的普通女知青而言，与农民结合并非一种值得炫耀的政治资本，反而成为了她们全面融入农村生活的起点。

在众多农村青年的视野里，与一位女知青结合，除了省却了昂贵彩礼的负担，其婚姻生活与本地居民并无太多不同。婚后，女知青们顺应乡规民俗，在家中并未享受到超出农妇的“特殊优待”。她们承担起家务管理、孝敬公婆、照顾丈夫、养育子女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她们还需亲自耕种自留地、饲养猪鸡鸭，投身于家庭副业。这样的生活境遇曾令不少未婚女知青心生忧虑，也成为了她们坚定地不愿在农村“扎根定居”的重要原因。

在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我们仍需面对“三大差距”，这些差距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去缩小乃至根除。若众多人热切期望摆脱农村生活，那么共产主义的理想便难以实现。不愿成为农村妇女，进而选择不留在农村度过余生，其根本问题并非是不愿担任农村妇女的角色，而是缺乏在农村长期扎根的信念。这涉及到是否愿意彻底摒弃陈旧观念，坚定地踏上与工农阶级团结一致的道路。

依据侯隽的观点，每位女知青理应心悦诚服地转化为“农村家庭妇女”，这不仅是彻底摒弃旧观念的生动实践，更是缩小城乡“三大差别”的实际举措，更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息息相关。然而，单纯依靠将婚姻政治化的言论连篇累牍，并不能掩盖问题的本质，自然也无法消除女知青们心中的重重疑虑。农村妇女与城市妇女在家庭生活、社会地位及作用上的明显差距，正是城乡、工农差异的一个缩影。这种差距根植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唯有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文化建设，革新落后的社会关系和陈旧的传统观念的过程中，这些差距才有可能逐步得到弥合，而这绝非仅凭一些力量薄弱的城市女性与青年农民的婚姻结合所能实现。

众多事实充分证明：那些女知青在成为农村家庭主妇之后，并未能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进程中有所建树，反而为所谓的“大有作为”付出了青春与爱情的惨重代价。到了70年代末，面对知青们“返城潮”的强烈冲击，此类婚姻中鲜有能够保持完整无缺的，大多数都以破裂收场，恰好印证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古老谚语。

03

大龄未婚现象

女知青的婚姻困境，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极左思潮的蔓延，再加上知青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及知青群体自身的无知与冲动，这些问题在此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更不必说，其负面影响远超已婚青年。正如前文所述，文革结束后，1977年全国已婚知青的数量激增至创纪录的86.1万人，占总在乡知青人数的10%。

然而，在这组看似平常的数字之下，实则潜藏着一个严峻的现实：成千上万的男女知识青年步入晚婚之龄，却未能步入婚姻殿堂，这才造成了婚姻率的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考虑到大量未婚的知识青年已经陆续返回城市，而已婚的知识青年却大多滞留在乡村，实际上下乡知识青年的已婚比例或许更是不足10%。

众所周知，在“文革”初年，全国城镇涌现出超过四百万名初、高中毕业生，他们被统称为“老三届”。在这批青年中，超过半数的人被派往农村接受“再教育”。到了1977年，他们的年龄已介于25至30岁之间，即便是最年轻的成员，也已步入晚婚的年龄阶段。尽管已婚的知青多出自这一群体，但众多事实表明，“老三届”中未婚者的人数依然不容小觑。

1978年，河北省保定市的知青办公室对过往下乡知青的婚姻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研。调研数据显示，至1972年年末，该地区累计有4650名早年投身农村的老知青。在这群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群体中，北京知青有1525人，天津知青多达2006人，外省市知青有422人，而本省知青则占697人。在所有知青中，已婚者共计2505人，占总数的53.9%，未婚者则有2145人，占比为46.1%。在未婚知青中，女性有1276名，男性则为869名。

在全国各地，大龄知识青年，尤其是未婚的女知青，正逐渐成为一项日益严峻的社会课题。根据1977年相关部门对七个省份的统计，26岁以上的未婚知识青年数量高达59万，其中年龄偏大者甚至已超过30岁。仅在黑龙江省，晚婚年龄却未婚的知识青年就有30万人；而在江苏省，这一比例更是高达三分之二。在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那些跨省安置的知青（主要来自“老三届”）中，超过90%的人同样面临这样的境遇。⑰。

导致大龄知识青年婚姻难题难以有效解决的成因复杂多样。若从女知青的视角出发，其关键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起初，从知青们的内心想法来看，在“文革”那动荡的十年里，已婚的知青往往被排除在招工、招生、征兵的名单之外。对于他们而言，在农村成婚几乎意味着选择了“扎根”，这在大多数知青的眼中，等同于自设牢笼。此外，一旦知青们踏入婚姻的殿堂，无论是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国营农场的成员，都将失去享受病退、探亲假等福利的资格，因此，许多知青对于在农场结婚都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

此外，众多投身插队的知青群体，在面临婚姻与成家立业的道路上，遭遇了物质条件上的重重阻碍。普遍情况是，他们的收入水平偏低且极不稳定，导致众多人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生活捉襟见肘。在这些重重难题中，住房问题尤为凸显，成为农场知青与插队知青在决定步入婚姻殿堂时最先遭遇的挑战。据1978年初的统计数据，黑龙江省有30万未婚的大龄知青，其中27岁以上的就有13万。然而，该省山河农场的建房计划仅得到了上级机关每年3000平米的批准。按照这样的进度，解决这些大龄青年的住房问题，需要漫长的28年时间。

此外，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样根深蒂固，表现形式多样。特别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尤为显著，呈现“男多女少”的格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黑龙江国营农场系统中，主要面临的是“女多男少”的问题，且女性普遍年龄大于男性。在各地区的插队知青群体中，“女多男少”的现象愈发严重，这一状况主要源于历年来招工、征兵时男女比例的显著差异。以吉林省怀德县为例，在1970至1975年的招工期间，男性知青有超过5000人离乡，而女性知青仅有2000余人，占总招工人数的28.9%。到了1976年，该县仍有1970年下乡的1645名老知青，其中26岁以上的未婚女性高达1010人。

随着某些地区的男性知识青年几乎被征调一空，越来越多的集体户演变成了“三八点”——即象征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由女性成员构成的集体户。在辉南县这个省份，1976年时，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仍有465人，其中男性仅剩38人，而女性却高达427人，从而形成了14个“三八户”。此外，女性知识青年在集体户中所占比例超过70%的集体户共有43个。

1978年，保定地区知青办在一篇报告中透露出严重关切：在剩余的20508名坚守乡村的知青中，女性比例高达三分之二。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的疑问：“原因何在？”主要原因在于历年招工、征兵时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以及女知青自身缺乏长期扎根农村的意愿。她们往往因为年龄较大，在招工、招生和征兵时屡遭“女性勿用”的拒绝，这些都成为了工作中的沉重负担。

在兵团（农场）与社队之间，大龄知青的身影日渐频繁，其中女性占据了多数，她们因寻觅良缘的艰辛而倍感忧愁。时光荏苒，青春易老，众多老知青未曾品尝过初恋的甘甜，便已让青春悄然溜走。上山下乡运动，宛如无形的力量，将无数男女青年迫于分离，他们以青春的热血献祭于那个理想主义的祭坛。至70年代末，随着知青大规模返城，大龄女知青的婚配难题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解决上山下乡运动所带来的已婚与未婚知青的种种困境，全社会齐心协力，付出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