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袁文才被杀真实缘由？红军为何未再重返井冈山

王佐和袁文才是怎么被杀的？红军为什么没有再回到井冈山？

大家都知道，井冈山是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这里开始，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最终赢得了全国的胜利。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非常艰难。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始，直到1930年4月，以宁冈为中心的这片革命根据地实际上只存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之后，这片地区长期被敌人控制，长达十九年，直到1949年8月才再次回到人民手中。

井冈山长时间未能守住，主要是因为敌人力量强大而我们较弱。直接原因是在1930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被错误地杀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地长期以来土著和外来居民之间的矛盾。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开始了，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49年后的同一天，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离开了我们。这样的日期巧合，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因为敌人强大，起义军的三支队伍都吃了败仗。毛泽东果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书记的身份通知各起义部队到浏阳县的文家市集合。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都到了文家市。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开了个会。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改为保存实力，转移到敌人力量较弱的农村继续武装斗争，壮大革命力量。9月21日上午，起义部队的1500多人从文家市出发，向南前进。

在出发之前，毛委员对部队进行了讲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军队的重要性，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国革命离不开枪杆子。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挫，但不算什么！胜败是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才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很多工农朋友的支持，只要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在我们力量很小，像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像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会打破蒋介石的大水缸。大城市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那时候，人群中有一对表兄弟被吸引了过来。毛委员的一番话让他们深受启发，后来他们也投身到了革命中。这对表兄弟中，哥哥叫杨勇，弟弟叫胡耀邦。

22日，部队抵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有重兵把守，于是绕过萍乡和宜春的边界向南行进，傍晚时分到达了芦溪镇。23日清晨，工农革命军指挥部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准备通过山口岩前往九洲，再向莲花县的杨村进发，全程约60里，计划当晚在杨村宿营。行军队伍的顺序是：毛泽东和卢德铭带领第一团的一营作为先锋；师长余洒度和副师长余贲民带领第一团的二营以及第二团的部分兵力，挑着大件和小件行李走中间；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带领三团殿后。

前队通过山口进入山区后，因为天色已晚，山路狭窄，第三团落在了后面，渐渐迷失了方向，正好遇到了追击的敌人（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省第四保安团），双方随即发生了遭遇战。团长苏先俊在慌乱中指挥不当，导致第三团大败。只有副团长伍中豪带领一营人从进山路的左侧登山，赶到了师部，其余的部队被打得四处溃散。

走在队伍前面的卢德铭听到了激烈的枪响，判断后面队伍遇到了敌人，立即上马拿起枪，带着一队人马返回山口岩。他迅速占领了白泥山的高点，组织火力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确保了工农革命军的大部队安全进入山区。完成任务后，他带领掩护部队撤离。因为卢德铭骑着高大的马匹，目标明显，不幸中弹身亡。如果他没有这么早就牺牲，至少能达到大将的级别。

芦溪之战后，部队只剩下大约一千人，士气也很低落，不少人选择逃离。这时，莲花县的党组织派人来联系，告诉他们莲花县城的敌人防守比较薄弱。

工农革命军把握住了时机，在9月26日的清晨，顶着雨水迅速行动，成功占领了莲花县城。毛泽东在县城里召集了莲花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开会，了解到了莲花、永新、宁冈这几个地方农民武装斗争的情况，证实了井冈山上确实有两支我党的地方武装力量。当时，袁文才驻扎在井冈山的茅坪，而王佐则在茨坪，他们相互支援，彼此呼应，稳坐于罗霄山脉中段的密林深处。

直到这时，工农革命军才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上山”计划。

9月29日，起义队伍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人数不到一千，军官多士兵少，队伍思想混乱，纪律松散。当晚，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队伍进行整顿，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队伍被缩减为一个团，更重要的是，确定了“每个连都要建立党支部”。需要说明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并不是后来的红一团，它的主体后来改编为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二团，也就是后来的380团。

毛主席在三湾时，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想和袁文才联手，一起干一番大事。

这封信是由一位名叫李的老乡送到了茅坪。袁文才收到信后，马上召集了宁冈县在茅坪领导斗争的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尤国恩以及他身边的几个主要手下开会讨论。当时，在场的农民军文书陈慕平向袁文才透露，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曾是他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老师，最近在湘东和赣西领导了秋收起义等信息。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不让毛泽东带部队去井冈山，担心他们会“鸠占鹊巢”。这可以看出，尽管袁文才在龙超清等党员的影响下，于1926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觉悟。

袁文才写了一封信，派龙超清、尤国恩、陈慕平三人作为代表去三湾。信中写道：

毛主席：

我们这里土地贫瘠，山地崎岖，就像小池塘容不下大鲸鱼，小树林留不住大鹏鸟。希望贵军能在更平坦的地方开展革命。

致礼！

袁文才跪下磕头

10月2日，龙超清带着两个人，带着一封信来到了三湾。毛泽东马上在“协和盛”店铺迎接了他们，并详细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工农革命军上山的目的。龙超清等人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到宁冈驻扎，建议他们可以先在距离三湾30里的古城落脚，这样便于安排袁文才和毛泽东见面。临别时，毛泽东发现三人空手而来，便立即赠予他们三支好枪。

后来，毛泽东多次与龙超清等人见面聊天，龙超清他们终于说服了袁文才，袁文才同意见毛泽东。

大苍，位于古城和茅坪交界的一个美丽山村。大苍的见面展现了伟人的胆识和胸怀。当年参加这一活动的苏兰春回忆说：“大苍见面是寒露前两天（寒露是10月8日），毛委员是从古城到龙市，再从龙市经过茶梓冲进来的。一共来了7个人，5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衣。毛委员还披了一件大衣。”袁文才则预先埋伏了20多个人，准备一旦发现毛委员带兵来，就投入战斗。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袁文才虽然是一名党员，但更多的是像山大王一样的习性。

那天，毛泽东同志在林家吃了午饭。从早上十点一直聊到太阳快要落山。离开时，袁文才给了毛泽东一千块大洋。这些钱中，袁文才自己带了两百块，另外在马沅坑钟家借了三百块，在林风和家借了五百块。毛泽东还决定送给袁文才一百支枪。毛泽东离开后，是从林家附近的一条山路，经过木鸡拢返回古城的。

这次见到毛委员，袁文才被他的魅力深深打动，消除了之前的顾虑。回到茅坪后，他马上开始准备迎接工农革命军的到来。

10月7日，革命军分成两路向茅坪出发。因为他们得到了袁文才部队的大力帮助，革命军才能够得到休息和恢复，顺利度过了难关。

那天晚上，毛泽东参加了宁冈党组织的党员大会。之后，袁文才把茅坪附近坚持斗争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召集起来，大家来到了八角楼。八角楼其实就是茅坪村中央老中医谢慈俚家楼上的一个地方，毛泽东就住在那里。来的有贺敏学、贺子珍、刘真、王怀、刘作述、刘仁堪、刘辉霄和刘克犹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贺子珍。

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来到大井村，受到了王佐和农民自卫军的热情欢迎。王佐早就从袁文才那里听说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一心为民的队伍。为了迎接他们，王佐腾出了大井的新屋场营房。那天，他还让人杀了四头大肥猪，摆了丰盛的宴席，招待革命军的将士们。毛泽东当场决定送王佐七十支枪，王佐也表示会送五百担谷子来帮助工农革命军。

那天晚上，革命军联手王佐的队伍，成功攻下了拿山恶霸尹道一的保卫团总部，缴获了十多支枪。毛泽东把这些枪全部送给了王佐，这让王佐高兴得不得了。

第二天，王佐就把工农革命军请到了一个比大井更大的地方——他自己的司令部茨坪。茨坪位于湘赣交界处，周围都是高山，树木茂密，有几十户人家，是当时井冈山附近最大的村子。

没过多久，王佐和袁文才的队伍变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这样一来，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和袁文才、王佐的本地武装合并了，力量变得更强。他们配合得很好，一起抵挡住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井冈山首次被攻占

1928年4月底，朱德、王尔琢、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剩下的队伍和湘南起义的农民军上了井冈山。到了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在这个军队中，朱德兼任第十师的师长，南昌起义剩下的队伍编成了第二十八团，团长是王尔琢；湘南的农民军编成了第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第十一个师的师长是张子清，他在草铺湾战斗中追击逃跑的敌人时受了伤，因为医疗条件不好，后来伤势加重不幸牺牲。

张子清受伤后，毛泽东暂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红11师师长。秋收起义后的剩余部队被编为31团，张子清受伤后，团长一职由朱云卿接替；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改编为32团，袁文才担任团长，王佐担任副团长（王佐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湘南起义中的地方农民军则被编入第12师，陈毅担任师长，第33团团长是邓允庭，第34团团长是邓宗海，第35团团长是黄克诚，第36团团长是李奇中。后来因为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红12师被撤销，短暂地组建了第30团，团长是刘之至。

在井冈山早期，有九位团长，其中黄克诚后来被授予大将，李奇中后来脱离了党组织，其余七位都牺牲了。

6月23日，龙源口战役取得了胜利，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那时起，红军这个名字才正式用上了。

朱德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后，中国革命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红四军在这段时间里，在高垅、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地连续取得胜利，成功抵御了湘赣两省军阀的多次联合进攻，使得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

1928年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的特派员杜修经带着两封信来到了井冈山，他命令红四军立刻向湘南扩张，准备攻打郴州。当时，井冈山前委是直接听从湖南省委指挥的。毛泽东和王尔琢认为，敌人实力强而我们弱，现在出击的时机还不成熟，可能会有去无回。因此，他们请求湖南省委重新考虑，慎重决定。杜修经虽然觉得他们的理由很合理，但又担心在湖南省委领导面前无法交代，只好带着任务未完成的消息回去了。

不久，湘赣两省的军阀带着11个团向井冈山发起了进攻。7月12日，朱德和陈毅带领28团和29团下山主动出击。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但回师时出现了问题。

29团的战士大多来自宜章，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对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早就不满。现在好不容易离家近了，思乡之情一下子涌了上来。29团的士兵委员会竟然秘密决定，全团回湘南，不通知上级和党代表。

朱德和陈毅听说后，一方面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汇报情况，另一方面去29团劝说大家。但劝说没有成功，朱德只好解散了29团的士兵委员会，命令该团返回井冈山。

部队刚走了一天多，29团就乱了套。大家不愿意继续前进，有的人到处找老乡聊天，还有人直接回家了。没办法，朱德和陈毅只好停下队伍，开了个扩大会议。会上，特派员杜修经提出要按照省委的指示，去湘南打游击。29团的党代表龚楚也同意这个想法。他们提议大家举手表决，结果一百多名官兵里有八十多个人都赞成。朱德他们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一边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一边改道向湘南出发。

毛泽东收到消息后非常惊讶，立刻写信让28团和29团返回井冈山。朱德、王尔琢、陈毅和杜修经收到信后，决定当晚在水口休息，第二天召开连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是去湘南还是回井冈山。7月23日，部队到达了郴州。郴州是范石生部队的后勤基地。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的部队得到了范石生部队的掩护和援助，双方早已约定不互相攻击。朱德原本不想攻打郴州，但杜修经坚持党的纪律。

郴州很快被攻占，长时间没有补给的红军战士们开始四处搜刮，导致军纪松散。范石生的部队迅速反击，朱德带领部队撤退。然而，刚离开郴州不久，第二十九团的士兵们就开始四散奔逃，大声喊着“走，回宜章！”“回家了，回家了！”纷纷向宜章方向逃去。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尽力呼喊阻止，但效果不大，只有副营长萧克带领的一个连保持完整。最终集合时，全团只剩下两百人。

听到郴州战事失利的消息，毛泽东亲自带领第三十一团的伍中豪营（第三营）去支援，并与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之后，他主持了一次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取消前委，成立行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负责指挥部队。之后，部队返回井冈山。

在一次行军中，袁崇全这位28团2营的营长突然改变路线，想带着六个连队脱离队伍。但是，其中四个连队察觉到了不对劲，便带着人马返回了。这时，红四军的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带领一营（营长林彪）追赶袁崇全。追到江西崇义思顺墟时，林彪建议发起攻击。然而，王尔琢认为那两个连队的士兵是被蒙蔽的，便阻止了林彪的行动，只带了几个人进去喊话。最终，这两个连队的士兵意识到自己被骗，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袁崇全因为羞愧生气，从隐蔽的地方猛然冲出，对王尔琢开了几枪，然后趁着混乱带着几个心腹跑了。9月13日，红四军攻下了遂川县城，最终击毙了叛徒袁崇全。

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敌人趁机进攻，永新、莲花、宁冈等地方先后被占领，边界地区的县城和平原也都落入敌手。好在留在井冈山的31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指挥1营的两个连，面对湘军三个团和赣军一个团的进攻，成功保卫了黄洋界，为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赢得了时间。而王佐和袁文才的32团虽然编制上是一个团，但只有两个营，人数少、装备差、战斗力弱，在保卫战中主要起到辅助作用。

这便是红军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利”。自此，红军开始反思绝对民主的不当之处，并最终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王尔琢牺牲后，林彪接任了红28团团长的职务。

1928年12月，彭德怀和滕代远带领红五军的一部分兵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并编入了红四军，成为红四军的30团，彭德怀兼任红四军副军长。

当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大为光火。于是，他撤掉了朱培德在湘赣地区的剿匪总指挥职务，改由何键接任。随后，他调动了湘赣两省的六个旅，共计十八个团，气势汹汹地向井冈山进发。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井冈山红军的领导人迅速在宁冈县的柏露村召集了一次会议，参会的有红四军、红五军的军委成员，以及边界各县区的特委和军队的主要党代表，总共六十多人。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是撤退还是坚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在毛泽东提出的分兵策略的建议下，所有代表都达成了一致意见。

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部队，包括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以及从第二十九团改编而来的独立营，离开了井冈山，前往赣南地区发展。起初，红军在战斗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被迫撤退到了闽西。新任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连续几场战斗失利，连保卫的军部也被敌人突袭。朱德亲自拿起机枪冲锋，掩护毛泽东脱险。在除夕夜的大柏地战斗中，红军第四军奋力一战，连毛泽东也首次拿起枪亲自上阵。这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为红军打开了新局面，开始创建赣南和闽西的中央苏区。

何键听说井冈山的红军主力要下山，就让李文彬、刘士毅、刘建绪带兵去追。他自己则亲自指挥剩下的10个团，共2万多人，采用“四面围攻”的战术，利用人数优势，向黄洋界、八面山和桐木岭这三个重要关口发起了猛攻。红军这边的兵力比较少，红30团（原是红五军的一部分，改了名字）有800多人，红32团有500多人。

敌人从之前的两次进攻中学会了教训，明白仅靠人数和轻武器是不够的，于是带来了重机枪和山炮。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八面山哨口、桐木岭哨口、黄洋界哨口一个接一个地失守了。三大哨口丢失后，红军总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况十分危急。彭德怀和滕代远紧急商议，决定带领剩余的部队突围。这样一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落入了敌手。这是红军第一次失去井冈山，也是彭大将军军事生涯中的一次挫败。

1929年4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四军来到了瑞金。与此同时，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彭德怀带领红五军也来到了这里。4月11日，在于都举行了一次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主要讨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会议决定，红四军的主要部队将在赣南地区进行短期的分散行动，以扩大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同意了彭德怀提出的带领红四军第五纵队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政权的建议。

1929年3月，蒋桂战争开始，驻扎在井冈山的敌人陆续撤走。情报显示，湖南的敌人大多已经离开，茶陵只剩下三连人，遂川和宁冈没有大的敌人，永新也只有一个小团。湘赣边临时特委抓住这个机会，把各地的小部队集合起来，组建了红军独立1团。第一营由王佐的部队组成，第二营由红五军1大队和各县的赤卫队的一部分组成。全团共有400多支枪。他们先后夺回了宁冈、莲花等地，重新建立了这两个县的红色政权。

根据陈毅同志向中央汇报的情况，“所谓的三省联合围剿，实际上只是在井冈山地区进行了短暂的行动。除了红军因战术需要撤退外，面对成千上万的红色群众，敌军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不到一个星期就撤退了。井冈山地区依然掌握在红色群众手中。”何长工回忆说：“敌人撤退后，我们组织群众重新恢复了井冈山。王佐部队和驻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得到了扩充。”五月上旬，“彭德怀同志带领五军的两个大队从瑞金返回井冈山。”

按照毛主席信里的指示，挑选了两三百名经过战斗和训练的骨干成员，组成了一个教导队，补充到了红军第五军中。同时，也在根据地里积极动员青年加入红军。随后，第五军进行了重组，分成了第四和第五两个纵队。第四纵队的司令是贺国中，政治委员是张纯清。第五纵队的司令是李灿，副司令是王佐，参谋长是徐彦刚，政治部主任是游雪程，我担任了第五纵队的政治委员。

《何长工的往事》

井冈山这次丢失了，按照《彭德怀自述》里的说法，守卫八面山的彭、李两个队伍，在失守之后，冒险撤退到了衡阳东边（现在的衡东县），结果被敌人包围消灭了。跟彭德怀一起突围的三个队伍中，李光因为失去了联系，带了一部分人出去，也受到了损失。后来，彭德怀带着队伍回到井冈山，重新编组，把原来的一个队伍分成了四纵队和五纵队，贺国中担任四纵队的队长，李灿担任五纵队的队长，还有一个特务大队，总共大约一千二三百人。

在彭德怀的带领下，红军第五军和游击队在湘赣边区与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到了12月，湘赣边区的红色区域已经包括了宁冈、莲花、永新、遂川和泰和五个县城，其中有四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原来在湘赣边区的根据地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王佐和袁文才不幸遭到了错误的杀害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附近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大会，即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得到了包括斯大林、布哈林、罗米纳兹、米夫、罗易、牛曼和库西宁在内的多位苏联领导人的指导。

在会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的决议》中，有关“与土匪的关系”的规定指出，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结盟，但起义成功后，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以维护地方秩序，防止反革命分子卷土重来。即使这些土匪曾经帮助过起义，他们的首领也应当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必须彻底清除。

1929年1月4日至7日，六大决议案传到了井冈山，正好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边界联席会议的时候。在柏露会议上，毛泽东巧妙地没有提到决议中的“杀土匪”这一条。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没有直接采用六大决议案的内容，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为了保护袁文才，还把他调到了红四军当参谋长。

1929年初，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时，袁文才也跟着走了。可当部队走到福建东固时，袁文才和刘辉霄、谢桂标、刘天林四个人突然不见了。原因是他们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中有关要除掉土匪头目的文件。

1929年5月，袁文才回到宁冈，秘密见了王佐。那时，边界已经成立了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担任团长。王佐一直很佩服袁文才，想让他当团长。但袁文才知道自己是擅自离开队伍的，就让王佐去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帮忙说情。

何长工一听说袁文才私自返回，立刻召集宁冈县委的几位常委进行讨论。龙超清、谢希安等人主张将袁文才开除党籍并严厉惩罚，而刘克犹、李筱甫则持反对意见。龙、谢等人是本地干部，而刘、李则是外来干部。何长工只能向边界特委的巡视员宛希先（特委组织部长）报告此事。

袁文才属于客家人（王佐也一样），他擅自离开队伍确实是不对的，因此受到处分也是理所应当。不过考虑到他和王佐在当地井冈山的声望和影响力，从实际斗争的角度来看，较轻的处理方式可能更为合适。然而，为什么土籍的革命派要借此机会发难呢？这就涉及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土客籍矛盾。土客籍问题主要发生在土籍的本地人和几百年前从北方迁来的客籍人之间。井冈山地区的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地都存在土客籍问题，其中宁冈的问题最为突出。土籍人来得早，占据了平地，而客籍人只能居住在山地，还经常受到土籍人的压迫。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土籍和客籍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仇怨，形成了激烈的族群斗争。

大革命结束后，这种情况依旧没有改善。随着井冈山革命的推进，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本地的党，外来人的枪”。后来这种对立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以朱昌偕、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本地人政治力量，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外来人军事力量之间的严重冲突。

宛希先和袁文才有不错的关系，他理解袁文才私自离开队伍的原因，认为现在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所以只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袁文才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处分。后来，让袁文才担任了县赤卫大队的大队长，而刘辉霄和谢桂标则回到宁冈的县委和政府工作。

原本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但不久之后发生了宛希先被杀害的事件，这直接引爆了土著和客家人之间矛盾的导火索。

永新县的一位领导刘真新最近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她是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龙家衡的哥哥在永新县浬田是一个大家族的头。当时，敌人已经撤退，井冈山的根据地正在重建，工作非常繁忙。边界特委的巡视员宛希先多次派人去叫刘真新回来处理事务。然而，刘真新新婚不久，不愿意离开妻子，所以没有回来。

于是，有坏人说刘真的媳妇是内奸，想利用刘真的关系打入革命内部。宛希先决定立即对她进行审查，但在审查过程中，龙家衡被宛希先手下的一个排长误杀了。

小妹离世后，姐夫便将怒气发泄到了妹夫身上，龙庆楼在刘真开会的时候将其杀害。不久，谣言四起，称是宛希先杀了刘真。永新县的一些人信了谣言，在1929年的冬天，组织赤卫队去追责宛希先。尽管宛希先躲进了深山，最终还是被赤卫队找到，并遭到了残忍的杀害。

据说，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这三位曾经的边界特委书记，他们建议要除去宛希先，才能打击袁、王二人。

听到宛希先被永新赤卫队杀害，袁文才非常生气，直接骂了永新县委。这个消息传到永新后，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和王怀等人也和袁文才结下了怨恨。

袁文才年轻时进了永新禾川中学读书，但因为父亲去世不得不中途退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几个当地的进步青年，比如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和王怀等人。袁文才不仅有学问，还很有能力，性格也很高傲。他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伟人，而对于宁冈的本土党派则非常不满。

因为有了“六大”的决定作为依据，再加上毛泽东和朱德已经离开了井冈山，王佐和袁文才失去了支持，边界特委的一些领导人就想把他们当作“土匪”来处理。

1929年秋天，中共中央派遣彭清泉（也就是潘心源）来到湘赣边界进行检查工作。朱昌偕等特委的领导人们向中央的巡视员和红五军的领导人反映了袁、王两人的问题，并得到了潘心源的支持。

1930年1月18日至21日，由潘心源主持，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新的赣西特委，同时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合并，组建中国红军第六军（不久后改名为红三军）。军长由黄公略担任，政治委员是刘士奇。

在这次集会上，还错误地决定用武力处理袁文才和王佐的问题。不久后，“罗克绍事件”爆发，这直接推动了特委下定决心除去袁文才和王佐。

刚刚过去阴历年不久，茶陵新城的游击队队长吴光涛突然前来汇报，说罗克绍正在茶陵江口附近两里的蕉坪，住在情人家里。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警卫团的头目，同时担任茶陵、酃县（现在的炎陵县）、宁冈、永新、莲花五县联防总指挥。最关键的是，他掌控着一个有三十多人的兵工厂，能够制造枪支。袁文才和王佐一直希望能把这兵工厂纳入红军的控制之下，作为边界红军的武器制造基地。

正月初四那天，袁文才和王佐带着队伍从新城出发，到了蕉坪，抓到了罗克绍，还有他的28个枪工。回到新城后，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还摆了丰盛的酒菜招待罗克绍和他的枪工们。

这件事让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非常生气，他提议要杀了罗克绍。但王佐和袁文才根本不理他。于是，谢希安把这件事告诉了龙超清和特委。其实，如果袁文才和王佐能及时告诉宁冈县委的领导，他们不想杀罗克绍是为了要控制他的兵工厂，可能就不会这么快让特委做出决定。

1930年2月22日，袁文才和王佐突然收到了毛委员的信，信中提到希望他们能带领队伍协助红五军攻打吉安，并前往永新城听候编排。袁文才和王佐一直很敬佩毛委员，于是带着队伍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永新城。为了迷惑袁文才和王佐，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也都赶到了那里。

特委提前安排袁文才住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召开会议，由中央巡视员潘心源主持。在会上，潘心源批评袁文才和王佐“反对分田”、“与土豪勾结”等行为。当袁文才试图为自己辩护时，潘心源竟将手里的勃朗宁手枪拍在了桌子上。王佐脾气火爆，也把枪拍在了桌上。这场会议最后不欢而散。

那天是23号，和平常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事，晚上还准备了很多酒菜。不过，王佐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除了袁文才和他自己的队伍，其他地方的武装人员都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于是，王佐就和袁文才说：“老朋友，看来不太对劲，我们要小心点。”

袁文才说：“不要多疑，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呢？”

之前，潘心源已经给红五军写信，要求部队回永新处理袁、王的问题。朱昌偕（特委书记）和王怀连夜赶到了红五军所在的安福洲湖，向红五军的领导汇报说“袁文才、王佐可能要背叛”，并“请求红五军马上行动，解决这个危机”。因为红五军是由边界特委管理的，再加上有中央巡视员的信件，还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的当面请求，彭德怀就决定派红五军的第四纵队在23日前往永新。

24日清晨，红五军第四纵队到达永新。他们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的驻地，每个人都在手臂上绑了白布条作为标志，并且更换了暗号。遇到没有白布条或对不上暗号的人，他们就会开枪。

24日早晨大约5点，湘赣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带领队伍，首先冲进了袁文才的房间，对着还在熟睡的袁文才开了枪，当场将袁文才和他的副官李筱甫打死在床上。

听到枪响，王佐马上带着几个亲信往宁冈东门跑。这时，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赶去王佐那里。

王佐他们赶到宁冈东门时，发现浮桥已经被拆掉了。王佐他们只好蹚水过河，结果被埋伏在那里的第四纵队用枪打死了，也有人说他们是被淹死的。

后来，袁文才部队中的骨干成员如周桂春、谢桂标、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人相继被抓并被枪杀。王佐部队也只有一小部分逃脱。总共打死和淹死的人数达到40多人。剩下的战士被关押了三天，愿意留下的被编入红五军或宁冈游击队，不愿意当兵的人则发给了路费。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部队就此消失。袁文才部有枪70多支，王佐部有枪80到90支。张国华，后来带领十八军进入西藏的军长，在1950年时是红32团发展得最好的。

袁文才、王佐和他们四十多个核心成员遇害后，袁文才妻子的叔叔谢角铭，以及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立刻集合剩余的人马，公开反对共产党，并投向了敌方。到了1930年4月，井冈山的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从革命区域变成了敌对区域。后来，湘赣红军的萧克部队（即红六军团）多次尝试夺回井冈山根据地，但由于地形十分复杂，始终未能攻占五大哨口。

1949年8月，解放军第48军的142师两个团再次回到了井冈山。这次重返，距离上次井冈山失守已经过去了整整19年。

有意思的是，424团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一团由115师独立团的1营4个连和3营2个连扩大而来，再往前则是红一团和红三团。红一团和红三团又都有井冈山红31团的传承。后来，424团改称为487团，这个团成为了驻港部队的基础（狼牙山五壮士所在的连队没有去香港）。

井冈山离中央苏区不远，第二次丢失后没能再夺回来，除了地形复杂难以进攻等原因，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从整个革命进程出发做出的选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失守后，毛泽东考虑到井冈山的资源有限、东固的斗争经验和赣南、闽西的具体情况，决定让红四军的主力不回去，而是在赣南闽西发展，只派彭德怀带领一小部分兵力回去作战。第二次失守后，由于形势与之前有所不同，比如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在形成，赣南、闽西的红色区域已经发展得不错，中央也同意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建立大片革命根据地等因素，毛泽东决定不派红四军主力去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大小五井等地。

毛泽东带领大家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路——井冈山道路。这条路上，他开始形成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想法和一些基本的红军战术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井冈山是正确的选择；同时，为了适应革命的发展，离开井冈山也是必要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