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火烧英国代办处”风波始末

1967年，北京城见证了所谓“三砸一烧”重大涉外事件的爆发。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加剧了我国与多国间的紧张关系，波及到与我国已建立外交关系的40余个国家，更让30多位外交官卷入了外交纷争的漩涡。这些事件对我国国际形象的损害尤为严重，同时也让外事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中，“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尤为引人瞩目，其深远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基于现有资料，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引发的后果进行简要回顾与分析。

1967年4月23日，我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火速召见印尼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巴伦，就印尼军警对我驻印尼大使馆所实施的严密围堵与封锁措施，以及针对我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所进行的武装劫持事件，明确传达了我政府坚定不移的抗议态度。

4月26日，我国政府郑重发布声明，对印尼政府违背国际交往基本准则，公然将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及驻雅加达总领事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以及对华侨实施残酷迫害的恶劣行径，表达了我国最为坚定的抗议立场。当日下午，北京各界人士汇聚一堂，共同声讨印尼政府针对我国的敌意行径。自4月24日至4月28日，北京的中小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印尼驻华大使馆，踊跃参与抗议活动与游行示威，总计参与人数突破六十万。

5月6日，位于香港新蒲岗的一处仿真花卉制造工厂爆发劳资争议，港英当局遂派出警力进行镇压，导致多人受伤，且有21名人士被警方拘捕。紧接着，11日与12日，当局对示威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15日，中国政府对此事件予以关注，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在外交部发布的抗议声明中，明确指出：“此次残忍的暴力行径，乃英国政府与美帝国主义的共谋，旨在对抗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意图通过强硬措施，遏制我国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深远影响。”

我国政府郑重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即刻无条件执行我国政府的命令：即刻满足我国工人及居民的所有正当诉求；即刻停止一切法西斯主义的恶劣行径；即刻释放所有被捕人员，严惩凶手，并赔偿受害者所受损失；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数日后，香港爆发了左翼势力的行动，进而引发了九龙地区的骚乱。

19日，北京城内人潮涌动，十万民众齐聚一堂，齐心协力，共同对港英当局的暴行进行严厉声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众多显赫嘉宾莅临现场。大会经过一番激辩，最终通过了三项至关重要的决议：一、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将香港作为军事基地的使用；二、强烈谴责香港国民党特务对亲共人士的迫害行为，认为其罪行不可饶恕；三、强调必须确保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得到充分保障，不受任何干扰。

英国政府在事件中选择了沉默，而中国外交部于22日作出声明，决定取消英国代办处向上海派遣人员的计划，并要求其员工在48小时内离沪。随后，5月22日，香港再次爆发激烈的冲突，街头巷尾充斥着醒目的反英标语。在5月23日的群众抗议活动中，港英警方向民众开火，造成一名工人不幸遇难，并有数十人被捕。紧接着，5月26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与军事演习为由，驶入了香港海域。

香港政府迅速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紧急令。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激励香港的爱国者“团结一心，蓄势待发，在国家召唤之际，齐心协力，推翻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一举动无疑是在煽动民众采取实际行动，以期实现香港的解放。当天，超过500名香港市民不幸被捕。

在关键阶段，周恩来同志亲自担纲，召集外办、外交部以及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对香港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他郑重指出，与港英当局的较量必须坚决遵循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确保我们的行动既合乎情理又富有成效，且不失必要的自制。对于个别部门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提出的错误口号及采取的极左手段，他给予了严肃的指正。特别是针对“通过打死数名警察以儆效尤”的言论，他表达了坚决的谴责。

这起重大失实报道激起了公众的广泛愤慨，导致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面临不利境遇。在发布此类关键新闻前，为何未能事先告知我国？你们为何反复夸大事实，其背后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二等秘书鲁冠南进行了审理，并作出判决，确认其犯有间谍罪，同时决定将其驱逐出我国。同时，该院宣布印度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三日内离境。6月17日，我国外交部就印度政府有预谋地策划并实施对我驻印度大使馆的暴力袭击事件，向印度政府提出了严重警告，并表达了我国坚决的抗议。6月18日，北京地区众多大中小学的红卫兵群体，联合广大民众，对印度驻华大使馆进行了砸毁行动。

6月26日，韩念龙副外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国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6月30日，北京各界群众40万人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7月1日，中国外交部向缅甸驻华大使馆转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在6月29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缅甸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 截至7月3日，参与在缅甸驻华大使馆进行示威游行和抗议的民众总数已突破百万。3日下午，一场十万民众参与的抗议活动在北京故宫午门举行，矛头直指缅甸政府。活动结束后，众多民众潮水般涌入缅甸驻华使馆，对其部分设施进行了破坏。后续揭露的材料显示，这场针对缅甸政府的声讨大会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所策划。

戚本禹召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同仁召开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有必要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以对缅甸政府最近的行动进行回应。我们注意到，政府发布的声明在表述上有所保留。总理素以稳重和谨慎著称，但此次举动却显得过于保守。会议结束后，我们将精心策划两支游行队伍，一支将前往缅甸大使馆，另一支则将前往外交部，目的是让外交部的领导们亲身感受民众高涨的革命热情。”

自7月15日起，外事系统内的造反派群体在外交部门门前搭建起营地，发起了对陈毅的“揪斗”活动。这场行动是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超过十所高等院校以及其他单位联合发起，他们共同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该组织迅速崭露头角，在外事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为了最活跃的造反派力量。

8月1日的拂晓时分，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六红卫兵团”成员，七十余人蜂拥而至外交部大院，意欲对陈毅进行批斗。其间，有学生毫无忌惮地将攻击的锋芒对准周恩来总理。据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透露，在与警卫战士交谈中，有学生声称：“周总理是陈毅的庇护者，若不先将总理拉下马，陈毅便难以被彻底击败。总理的承诺难以信赖，伯达同志曾下令陈毅深入群众，但却是总理阻挠了这一指令。”

8月2日拂晓，北外“六一六”事件的涉事者再度涌入外交部的外宾接待区，对试图劝阻的员工进行了侮辱和攻击，并在现场公然张贴了“外交部系卖国机构，充斥着洋奴”的巨型横幅。原定于当日在此接待室举行的外交部与蒙古驻华大使的会晤因此遭遇阻碍，未能按计划进行。蒙古大使随后对我方提出了严正抗议。8月3日，北外“六一六”事件的50多名参与者将外交部门口严密封锁，致使工作人员无法正常通行，文件与电报亦无法发出，外交部的日常工作被迫中断，党委的工作亦陷入停滞。

造反派追求的是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亲自接见，并期望得到其在行动上的有力支持。他们明确表示：“唯有中央文革小组发声，我们才会予以响应；若中央文革保持沉默，那便等同于对我们行动的支持。”

8月5日，北京造反派和群众在抗议和示威游行后砸了印尼驻华大使馆。此举致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于8月6日和10月5日两次遭到袭击和捣毁，并使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8月7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领袖姚登山以及“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各位代表发表了一篇讲话，该讲话旨在煽动夺取外交部权力的行动，即所谓的“八七讲话”。自此，外事系统中的造反派势力变得更加猖狂，引发了一股抵制周恩来、推翻陈毅的狂热风潮。

8月10日、11日以及15日，造反派连续在外交部及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三次批判陈毅的集会，期间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亦被要求共同参与这场斗争。

8月14日的清晨，一群造反派发起了对外交部政治部的冲击与破坏。在此之前，他们曾向王力进行了请示，尽管王力明确表达了对这一行动的不认同，他却暗藏心机地回应道：“除涉及重大原则的问题需向我汇报外，其他事务无需逐一请示。只要把握住正确的方向，便可自行采取行动，以实现自我解放。”造反派心领神会，随即依照既定计划自行展开了行动。

8月16日，我国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正式采纳了由姚登山负责统筹的“业务领导小组”夺取权力的策略。紧随其后，8月17日，“九九兵团”亦宣布了由姚登山出任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继而，8月18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再度审议并批准了姚登山担任主任的“革委会”夺权计划。在此期间，造反派在外交部及天安门广场上张贴了醒目的标语，高呼“强烈要求姚登山出任外交部长”。

8月19日，外交部外语学院的“红旗造反兵团”小队进驻后，随即对外交部党委实施了封闭措施，并公然宣布“所有党政大权”将由联络站统一管理。转日，即8月20日，外交部内的联络站、九九兵团，以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旗造反团”共同发起了行动，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场所。在此过程中，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白日被囚禁于地下室进行“检讨”，而夜晚则被释放，以便向造反派进行“汇报”。

他们不断采取手段，诸如拘禁副部长、中断外交交流、累积待办文件等，以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央政府认可其夺取权力的举动。在造反派成功篡夺权力后，外交部向驻外领事馆发出的电文中竟然出现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这一行径让整个外交工作陷入了混乱，权力暂时落入了造反派的掌握之中。

“我们对此表示最坚决的抗议，对港英当局对香港爱国新闻事业的残酷打压行径表示极度愤慨。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立即取消对《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并且立即无条件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以及这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同日，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与声讨大会，参会人数多达数万人。

“反帝反修联络站”计划在英国代办处前举办一场“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召集该联络站的相关负责人，竭力劝说他们取消这一行动。双方意见相左，争论直至深夜。最终，“反帝反修联络站”的负责人答应不进入代办处，周恩来这才满意地离开。

8月22日之夜，一场名为“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的集会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号召下召开，数以万计的民众汇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集会落幕之际，鉴于英方未能如期在最后通牒时限内作出回应，众多造反派和民众，不顾警卫战士的劝阻，毅然决然地闯入了英国代办处，并对其办公楼及汽车实施了纵火焚烧。

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英勇无畏，率先突破西墙的封锁线。当时间指向22时40分，众多群众组织齐心协力，对代办处的正门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仅仅十分钟后，来自各高校的红卫兵队伍再次展现英勇，成功跨越了北墙。不久，数百名群众从三面涌入了英国代办处院内。

革命派势如破竹，涌入代办处的东、西两院，顷刻间点燃了火种。霎时，火势汹涌，直冲云霄。东院中的门窗、地板、汽车库、油库，以及7辆汽车悉数葬身火海；西院楼内的3间卧室、档案室，以及2辆汽车也未能幸免，尽遭毁灭之灾。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英勇奋战，奋力扑救，并在火海中成功救出代办处十余名官员，其中包括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资深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详实报道：

“在代办处周边，中国军队严阵以待，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意图阻挡那些在街头高呼侮辱性口号的人群，确保馆内外的外交人员安全无虞。示威者们将高音喇叭悬挂于树上，同时挥舞着带有排外情绪的标语。夜幕降临之际，一红卫兵组织打开了探照灯。另一群人引领着群众齐声高唱革命歌曲。”

大约十点半左右，红卫兵如同潮水般涌入了代办处——战士们主动让开了一条通道。他们首先点燃了停靠在游泳池边的一辆汽车，紧接着冲入大楼，砸毁窗户，破坏室内设施，随后利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引发了火灾。“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及其工作人员被迫躲进了位于入口左侧的大楼地下室，那是一间专门用于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保险库。但最终，他们还是被红卫兵从通风口吹来的浓烟逼出了藏身之所。”

唐纳德·霍布森在信中称：

我率先推开院门，身后的人群紧随我涌出。院子里，大约五千名民众已聚集。刹那间，我遭受了猛烈的攻击，任何我能触及的地方，都受到了众人手中各式武器的连续打击。愤怒的妇女们如同野兽般向我涌来，试图用棍棒将我击倒。她们紧紧抓住我的头发，强行拖曳；又扯住我的领带，狠狠勒住我的脖颈。“我的头部多处遭受重击，鲜血如注，痛得我几乎昏厥……”

克莱尔·霍林沃思：

几位女士于代办处，试图跨过路途寻求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庇护，却未能如愿，最终被无情地锁在铁栅门外。阿尔巴尼亚民众以讽刺的目光俯视她们，任其承受屈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两名勇敢的姑娘在芬兰大使馆找到了避难之所。代办处的同仁们不仅遭受了唾弃与脚踢的凌辱，还被强迫向毛主席的画像屈膝鞠躬。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透露，在暴徒的行列中，竟然混杂着英国人。其中一人，状似头目，身着精心打造的翻毛皮鞋，毫无顾忌地在女王像上践踏。

美国友人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协助下，于1971年炎炎夏日抵达清华大学进行访问。在此期间，他与该校众多干部、教师以及学生进行了温馨而深入的交流。基于这些宝贵的访谈记录，韩丁先生撰写了一部充满纪实风格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纪实》。

本书中收录了部分亲身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造反派们的珍贵回忆录。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

他们对陈毅的立场坚定地表示反对，力推由刚从雅加达归国的代办姚登山接管外事事务。姚登山向英国代办机构发送了一份最后通牒，限令香港英国当局在48小时内释放被拘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随着通牒所设定的最后期限日益临近，清华大学“414”事件的涉事人员接到紧急电话，被要求迅速集结，前往英国代办处进行抗议示威。

广播喇叭的鸣响，宣告了“414”的支持者们迅速汇聚一堂，共同参加这场盛会。一位来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大家说道：“今日，我们将向英国人展示我们的力量——历经文化大革命锤炼的造反派，岂是等闲之辈！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英国人非法窃取了我方大量机密。若他们未能按时作出回应，我们将采取坚决报复。请大家带上改锥和钳子，我们将在现场打开他们的档案柜。请大家身着深色服装，以避免成为射击目标。所有精通英语的同志，请先行一步。切记携带手电筒。”

发言人随即铺展开一幅地图，细致地标注了代办处的确切位置，同时，电源闸盒、水管和水箱的具体位置也被其一一标示得清清楚楚。

“激动之情，不禁流露于言辞之间，”高衡庆（音）感慨道：“我们汇聚成一支浩大的队伍，涌入市区，然而不久便察觉人手短缺，随即我们又增派了更多人员。我们的队伍协助将英国代办处严密包围。起初，我们严守纪律，队列整齐，依照总理颁布的五项指令严格执行。他明确指出，我们有权利书写抗议信、组织集会，但绝不容许任何冲击代办处的举动。”

“在晚上9点，我们的抗议活动正式开始，扬声器中响起了我们对英国在香港犯下的罪行的强烈抗议之声。我们不断追问：‘你们将何去何从？’随着10点钟的钟声响起，最后的期限已经到来，我们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深信必须向他们展示我们的团结力量！那时，解放军已经将代管处严密包围。尽管总理曾有命令，禁止我们采取冲击行动，我还是去寻求应对的策略。得到的答复是：尽管总理有这样的命令，但若群众决心发动革命，无人能够阻止我们。”

实际上，那些图谋推翻总理的势力早已暗中策划了此次袭击。在“反帝反修联络站”的鼓动下，一群活跃分子手持扩音器蜂拥而至，其中更有甚者跃起，将墨水瓶向代办处大楼的墙面投掷，这仅是一场表面上的攻击。就在墨水瓶在空中划过弧线之际，其他人趁机从后方悄悄潜入大楼。他们随即开始将椅子和沙发从窗户扔向室外，而身后的扩音器仍在煽动我们加入这场行动。

我们奋勇争先，直冲解放军的防线，高声呼喊：“让路，让我们入内！”那道防线由八层士兵紧密守护，我们的一些年轻战士试图从他们头顶跃过，却不幸失足跌落。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我们终于冲破防线，打开了一个缺口。趁此机会，我们攀爬栅栏，虽然有些战友被士兵拉回，但仍有众多同志成功穿越。

夜色渐浓，当指针指向11时，天际火光冲天，我们亲历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景。起初，火源是代办处车库中的一桶汽油，火焰迅速蔓延开来。大门敞开，人群蜂拥而入，汽车也随之起火，三辆汽车瞬间被熊熊烈焰吞噬。消防车赶到现场，却因人群的阻拦而无法进入，只能无奈地返回。火势愈发凶猛，消防车再次出动，众多消防员奋力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试图靠近大楼。就在这时，周总理和江青下达了停火的指令，然而这一命令并未及时广播，我们直到事后才得知。得知消息后，我们迅速撤离现场，但为时已晚，严重的后果已然无法避免。

解放军后撤防线，英国人得以匆忙逃入地下室，并迅速自行封闭了出口。不料，众人强行破门而入，将他们成功解救。随后，警察介入，将英国人护送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在穿越街道的过程中，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择手段地撕扯他们的衣物。

事实上，普遍观点对此行为持批评态度。在我国，此类暴力事件的发生令人费解。在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一致决定撤离，内心感到颇为不安。至于大楼火灾的原因，我们全程参与了那次备受争议的反革命行动。自那以后，我们遭到了众多非议和指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我们反复自我检讨，但团派并未卷入此事，他们却趁机对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整顿。

“你们置中央权威于不顾，此乃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行径。我们未曾料想到你们会采取如此极端手段（指夺取外交部权力），既未事先与我们沟通，也未事后汇报。如今，你们竟以监督小组之名向国外发送电报，此行为纯属非法，毫无法律效力。外交大权乃毛主席及党中央授权国务院负责管理，若你们认为国务院无权处理此事，则应直接行使这一权力，我即刻将此事上报毛主席。”在讲话中，周恩来坚决否决了外交部夺权的行为，并下令北外“红旗造反团”立即撤离外交部。他进一步表示，将对此次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与处理，并将相关情况及时汇报给毛泽东主席。

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称：昨晚，首都的红卫兵及革命群众逾万人，云集于英国驻华代办处，展开了一场声势震天的示威游行。他们于代办处门前举行集会，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罪行，激愤情绪之下，对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了强烈的抗议行为。

凭借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周恩来早已看穿了那些隐藏在造反派背后的阴谋家，他们正暗中操纵着群众运动。恰在造反派最为嚣张，暴露无疑的时刻，正是他们最为脆弱的时刻。在毛泽东心中，外交领域的混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周恩来借此良机，毫不犹豫地发起了有力的反击。

25日凌晨，周恩来特意单独约见了刚刚从上海返京的杨成武，向他倾谈了自己对近期发生一系列事件的深刻见解。在这其中，他特别点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取外交部权力，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波及外贸部，也影响了国务院其他部门。事件进一步升级，演变为火烧英国代办处，更有以抓捕刘少奇为名，将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的举动。在宣传领域，还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即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的关锋主笔的社论，提出“必须揭露军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和思想层面将其批倒批臭”，并宣称“这将是斗争的主要方向”）。

紧接着，全国各地接连出现冲击军事机构、抢夺军火、派系之间武斗不断升级等一系列严峻问题。周恩来郑重表示：“若任其发展，局势将难以控制。我所担忧的是由此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目前，务必保证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并确保解放军的声誉不受损害！”话音刚落，他将王力的“八七”讲话递给杨成武，并指示他转呈给毛泽东。26日，毛泽东对杨成武下达了明确的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人物，绝非善类。你只需向总理报告，将他们逮捕，逮捕事宜由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力、关锋的问题，暂时对戚本禹采取观望态度，观察其后续行为。”不久，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次年1月，戚本禹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8月31日，周恩来与外交部几位负责人进行了一次交谈。在谈话中，他对姚登山指出：“你在国外所发表的几份报告，其煽动性极强；而在外贸部的发言，更是对中央精神进行了篡改。作为一名刚归国的代办，你的行为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央精神的挑战。”姚登山随后进行了解释和辩驳。“本发言乃遵循王力同志的讲话精神。”然而，他似乎并未察觉，此刻王力与关锋已被隔离，并正接受相应的审查。

数日过后，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机构不幸遭遇了英国方面的报复性举动。在这起事件中，数名中国外交官不幸身受重伤，头部遭受重创，鲜血不断流淌。

这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悲剧，对我国家际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对外交往带来了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以妥善处理后续的复杂事务。

1971年二月，我国外交部肩负起资助英国代办处房屋修复工程的职责，该工程现已顺利完工。24日，英代办处为表达感谢，特地迁址举行了一场招待会。然而，我方代表在此次聚会中并未提及火灾事宜，而是对英国代办处的修复工程表示了诚挚的祝贺。周恩来总理对此事件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系少数人的不法行为，我国党和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提出，对于这一事件，我们应当向英方进行明确的解释，即使在其他国家大使面前，也应坦诚相告。此外，他还指出，尽管修复英国代办处房屋的决策得到了他的批准，但在搬迁过程中，外交部并未向他汇报相关情况。

3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之际，详细向他说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来龙去脉。他指出，当晚，包括我在内的数人联名通过广播发出呼吁，诚恳地请求围困英国代办处的人群避免采取冲击和纵火的行为。遗憾的是，那些不法之徒对此置若罔闻。所幸，你们的代办在解放军的严密保护下安全无恙。在此，我们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祝贺，祝愿你们能够顺利搬迁至新址。关于修复费用，理应由我国全额承担。

注释

自“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爆发以来，伦敦的英国民众络绎不绝地涌向我国在当地的代办处，展开了一系列抗议行动，其间与我国工作人员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此事件最终升级为警方与外交官之间的肢体对抗，双方均有人员受伤。考虑到过往大使及外交官往往由军人转任，他们普遍拥有强烈的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因此在此次事件中并未遭受不公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