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的台前幕后

1959年4月27日，这一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刘少奇同志的政治生涯来说，无疑构成了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节点……

1959年4月18日，我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首次盛会，于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4月27日，大会正式进入新一阶段的议程——即国家机构领导成员的选举。午后时分，代表们正式拉开了投票的序幕。在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紧张投票和细致的票数核对后，傍晚五时左右，大会执行主席彭真同志庄严地宣布了选举的最终结果：

刘少奇同志荣耀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纲国防委员会主席之要职。

宋庆龄与董必武光荣地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要职。

朱德同志荣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职。

应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举荐，周恩来同志荣膺国务院总理一职。

主席言毕，与会代表纷纷起身，会场内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少奇身着深色中山装，不经意间轻抚着他那几近全白的头发，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中央领导人并肩，从主席台的尊贵宝座上缓缓站起，面容上洋溢着微笑，欣然接受着代表们由衷的祝贺。

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十周年庆典之际，热烈的掌声与全体代表的真挚祝福交织在一起，刘少奇同志光荣地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宝座，继毛泽东主席之后，担起了共和国第二任国家元首的重任。

恰逢其时，刘少奇刚好走过了六十年的岁月征程，恰与五年前毛泽东担任相同职务时的年纪相仿。

信件吸引毛泽东注意

1959年4月上旬，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正式提出提名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然而，这一提议的酝酿阶段实际上始于五年前，即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职务。

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其影响力显著，他身兼国家主席重任，成为共和国的众望所归人选。当时他年届六十，正当盛年。然而，是什么因素驱动毛泽东作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决定呢？

肩负国家主席的重任，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得不频繁投身于各种国事活动，并出席形形色色的外交场合。这一切，对他来说，无疑增添了诸多烦恼。他渴望挣脱这些繁杂事务的束缚，渴望在藏书浩瀚的书斋中，安静地沉浸于阅读，深入剖析国内外诸多重大议题。

毛泽东的独到见解在党内高层领导层中屡屡被提及。

与毛泽东日夜相随、对其性格与性情深谙其道的资深战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无不深切理解毛泽东所遭遇的困境。

然而，此观点能否在党内得到更广泛的共识？党外人士及民众对此又是怎样看的？对此，毛泽东心中存疑。他不断寻觅恰当时机，期待获得各界的认同与助力。

机会终于来了。

陈叔通、黄炎培所写信引发事件。

1957年春，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全面启动了“开门整风”运动，诚挚地邀请社会各界贤达为党的事业献计献策。4月30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议题聚焦于此。

此次国务会议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它特别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召开，会址更是择定于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城楼。与会嘉宾阵容强大，涵盖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知名人士，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中央核心领导人均亲临现场。如此周密的安排，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对本次会议的高度关注。

在会议的进程中，毛泽东诚挚地邀请党外有识之士携手助力我党推进整风运动。他起初详细阐述了整风运动的宗旨与意义，随后深刻揭示了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展望了政权建设的光明未来，并着重强调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业已形成的密切监督与真诚交流的深厚关系。他那诚恳而又风趣的言辞，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出乎与会者的预料，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

与会党外嘉宾普遍感受到，毛泽东的这一言论，在他们内心激起了强烈的不安与波动。

果然如预期一般，会议落幕之后，陈叔通与黄炎培两位与会者即刻动笔，迅速向刘少奇与周恩来两位领导人发去了紧急信函。

陈叔通，身兼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中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的重任；黄炎培，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及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二人均是声望卓著、资历丰富的杰出民主人士。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维持着长久的紧密合作关系，并与毛泽东主席保持着深厚而频繁的交往。

陈叔通、黄炎培真诚。

少奇委员长！

恩来主席！

在昨日的会议尾声，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下一届选举中，主席的提名不宜再与毛泽东的名字直接挂钩，并特别指示我们对此消息予以保密。我们两人经过深入讨论，一致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拥护，而应当立足于国家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正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次彻底的伟大转变。尽管过去七年我们取得了较为顺利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忽视，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巩固的步伐，因此不能断言国家已经稳固。加之，台湾问题尚未解决，国际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依然激烈。在这一关键时期，最高领导人的稳定显得尤为关键。我们深知，虽然强调集体领导至关重要，但在短期内，全国人民对集体领导的认识尚未完全清晰。因此，在集体领导的前提下，突出个人威信，对于维护全国人民的团结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基于此，我们建议最高领导人连任一届，并在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之后增加一句“连任不得过两任”，以便今后能够依法行事，消除全国人民心中的种种疑虑。如果不这样做，国内情绪的波动可能会给国际间散播谣言留下可乘之机，我们对此深感忧虑。至于代行职权的问题，我们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以便在前任委员长已代行职权、接见外国使节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修改。这一举措意义重大，恳请党和政府先行慎重考虑，并暂时不对外界透露。特此密报。此外，我们建议及时与在场的全国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进行交流，若大家均持有相同看法，请转呈毛主席。同时，我们约定，切勿急于对外传播这一消息。

面对领导岗位所遭遇的长期且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这一现实确实不容忽视。在未来的工作中，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任务安排，我们都应努力追求一种宽松与和谐的氛围，这似乎是每一位领导者所应肩负的职责。如蒙批准，恳请予以通知，并着手执行。

直陈统望明察

顺致

崇敬！

陈叔通

黄炎培

1957年5月1日

陈叔通及黄炎培所寄信函，经刘少奇与周恩来审阅完毕，便即刻呈递至毛泽东主席的案前。

5月5日，毛泽东对陈、黄二人所寄来的信函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在信纸上留下了诸多批注。

在您的来函中，谈及台湾的统一尚未完成及国际两大阵营间的激烈竞争时，毛泽东指出：“鉴于这两个因素影响长远，且历时久远，即便连续任职四年，问题亦将延续，故不宜深入探讨。目前，我国的基础已稳固，国家已呈现出坚不可摧的态势。至于国家的全面稳固，借鉴苏联的历史经验，或许需时十五年至二十年。至于台湾的解放以及两大阵营的对抗，或许还需更长的时间。”

信中着重阐述了个人威信在巩固全国人民团结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明确表示：“即便我卸任于斯，维护民心的个人声望亦将毫不动摇。”

在信函中，毛泽东对全国人民可能萌生的各类疑虑进行了详尽的解答。他强调：“广泛在民众之间展开深入的讨论，并阐明其间的道理，这对于缓解他们的忧虑大有裨益。届时，我将公开陈述我的立场及相应理由。”

在信中剖析国际间散播谣言的现象时，毛泽东这样表达：“只需引发一场新闻的风潮，真相便会水落石出，谣言也将随之消散。”

写完批注，毛泽东在信的末尾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批语中除赞同信中修改宪法的建议外，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订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毛泽东对陈、黄二人的回信批示，并未遵从常规直接送达他们手中，这背后透露出他更为深远的战略思考。

在同一天，毛泽东将他所审阅的陈、黄二位同志的来信转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审阅，并在给他们的批示中指出：

“本项目的实施，需经政治局全体成员的无异议通过。恳请少奇同志主持一场规模约为百人的政治局会议，以便我们能够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关于此事，去年在北戴河举行的数十人会议上，我们已经进行了探讨。与会同志普遍认为，该方案具备可行性。同时，在讨论党的主席一职时，大家也普遍认为，在合适的时机，这一举措是可行的，但现阶段仍不宜急于推进。”

毛主席兴致勃勃，在信函中又增添了一段批示。

“恳请小平同志将此文件转发至全体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以及党的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所有代表。请特别注意末页上我所写的一段文字和文中四处脚注，均需一并印发。对于此事，有必要展开深入讨论，以促进思想上的统一，达成共识。关于修改宪法的议题，亦应予以认真考虑。（以下数句请勿印发。）”

看来，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心是下定了，并且要大张旗鼓地向党内外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上述批语中，这一点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5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会议在毛泽东不当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此外，陈、黄两位的来信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批语，亦在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之间广泛流传，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此后，毛泽东着手拓宽其宣传领域，在与数位外国使节的交往中，他亦多次提及该议题。

多家西方通讯社敏锐地捕捉到了毛泽东即将卸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并迅速在多份报道中对其进行了公开报道。

1958年6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从多个渠道获悉外界广泛流传着毛泽东主席即将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消息。然而，彼时宦乡尚未收到国内官方的正式通告。鉴于这一事件的重大性，他立即向外交部进行了紧急报告。

“宦乡同志：

六月二十日，您向外交部发出的电报已收悉。关于您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消息，经核实，确系事实。本人已下定决心，将辞去这一职务。中央及省市各级同仁普遍认为，此举对国家整体利益大有裨益，因此正逐步通知地县区乡的干部，并组织相关讨论，以避免造成突兀之举。国内各民主党派亦已知晓此事，筹备工作已持续一年有余。至于在我国的外国使节，如苏联的苏新先生以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先生等，对此亦有所了解。请您通过新华社驻伦敦的记者，在适宜的时刻，向当地新闻界透露一些相关信息。若能以非正式的、轻松交谈的方式传递，尤其是通过英国共产党的记者渠道，则更为适宜。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步引导舆论，使公众将此事视为既定事实，而非流言蜚语。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本电报依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经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审阅，现已正式发送至我国驻英国大使馆。

得益于新华社记者的不懈奋斗，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意向逐渐在党内党外获得了广泛认可与支持，并对国际舆论开展了相应的引导与准备工作。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同意毛泽东同志不再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提议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自数年来，毛泽东同志屡次向中央表达其不再续任国家主席职位的意愿。经中央全会全面、深入地研讨，一致同意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将其列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

特别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这位深受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历经考验的伟大领袖，即便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之后，依旧是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未来，若遇特殊情形，需他再次肩负此重任，自当依据人民的意愿和党的决策，重新赋予他国家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的事就这样确定了。那么，由谁来继任毛泽东出任下届国家主席呢？

自毛泽东宣布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向以来，直至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圆满闭幕，他在各种公开场合的演讲中始终未曾作出明确回应。在党内其他领导人之间，关于毛泽东是否留任的焦点问题尚未有定论，之前的会议讨论亦未曾触及此议题。如今，这一议题已正式纳入讨论日程。

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

按照惯例，毛泽东决定不再续任，这一位置自然应由上届国家副主席、备受尊敬的朱德接替，这无疑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事实上，在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与党外民主人士之间，确实曾有过这样的建议与深思熟虑。

此类考量的体现，亦可在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统战部共同拟定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窥见一二。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圆满落幕之时，考虑到即将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迫切需求，中央组织部与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派，细致地拟定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候选人的提名名单。该名单已递送至中央各位主要领导手中，恳请他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名单中未披露国家主席候选人的相关信息，仅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候选人进行了列举。值得关注的是，刘少奇同志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名候选人的名单之中。

显而易见，这一信息传递得十分明确：刘少奇将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而国家主席的候选人则非朱德莫属。

在仔细审阅了中央书记处提交的名单之后，朱德对中央的意图有了深刻的认识。然而，即便如此，朱德依旧未对该部署表示赞同。

12月29日，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致书记处：

请转呈组织部、统战部关于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候选人名单的副本一份，对此，我表示赞同。我提议将刘少奇同志提名为国家主席候选人，这一建议更为恰当。刘少奇同志以崇高的声望、杰出的能力以及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赢得了党内党外、国内外广大革命人士的普遍尊敬，成为众望所归的选择。因此，在名单中关于委员长的职务，或许可以考虑重新进行考虑，以优化整体的人事布局。至于我个人事务，我一向遵从党的安排，无论分配何种工作，我都将竭尽全力，恳请各位不必为此过分忧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字里行间，朱德那博大的胸怀与对刘少奇由衷的敬意便生动地呈现于纸上！

朱德与刘少奇，两位在共同的事业中孕育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成为了彼此密不可分的战友。朱德，生于1886年，与刘少奇相比，年长整整十二岁。与朱德与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的交往相比，两人之间的相识与互动显得时间并不算过于长久。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波澜壮阔的征程中，朱德将军始终坚守在军事斗争的最前线，未曾离开过军队的行列。而与之相比，刘少奇同志在革命初期，长期隐匿于国民党统治区，投身于工人运动和秘密斗争的前沿，与朱德将军仅是在中央会议上有过有限的接触，虽然相识，却未曾有深入的交往。然而，自1943年刘少奇同志从苏北抗日战场归来，融入延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这两位革命家开始共同辅佐毛泽东主席，一同经历了战争岁月的考验和建设时期的持续奋斗。在漫长的工作并肩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相互间的了解也日渐加深。朱德同志曾言，国家主席不仅象征着荣誉，更承载着重大的职责。综合刘少奇的年龄、健康状况及领导才能，他似乎更适宜担任这一职位，而非他自己。

中央采纳朱德建议。

1959年春季之初，正值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刻，与会者经过周密思考与深入探讨，一致决定将刘少奇同志推举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荐的共和国主席人选。

在会议期间，刘少奇多次谦逊地推辞国家主席一职。尽管如此，经过全体与会成员的深思熟虑，最终达成共识，一致赞同推举刘少奇为我国国家主席的候选人。

中共中央决定考虑周密慎重。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未就此事发表专门意见。然而，紧接着此次全会，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却亲自向与会党外民主人士阐述了国家主席人选的构想。毛泽东言道：

国家主席一职，众多同仁均具备胜任之才，朱德同志及党内众多资深前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经过周密考虑，大家普遍认同，刘少奇同志担任此职，实为更为恰当的人选。国家主席不仅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更需处理众多具体而繁杂的事务，如出国访问、外交谈判、接待外宾等。考虑到刘少奇同志卓越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和在党内肩负的重要使命，他兼任国家主席，无疑将更加得心应手。

于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并未对此事提出个人见解。但紧接着该次全会，在随后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却亲自向与会的外籍民主人士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国家主席人选的设想。毛泽东说道：

在挑选国家主席候选人时，尽管朱德同志同样享有崇高的声望，最终选择刘少奇同志是基于党内同志们共同认可的分工和职责。我虽参与党内日常工作，但主要负责并非日常事务处理。刘少奇同志则长期负责这些事务，我每次离京时，都是他代为履行职责，这一传统始于延安时期，至今已有十年。因此，由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是最合适的。同时，朱德同志也热情支持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一职位。

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亲自对外界作出说明，自此，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身份得以明确，并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利通过了提名。

自延安时代伊始，刘少奇同志便毅然担起了领导党日常事务以及代行毛泽东主席职责的重任。

刘少奇同志曾三次临时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这一史实，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均有明确且正式的记载。

首次是在中央七大后不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曙光乍现，为避免内战的爆发，并力求把握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形势与机遇，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决策，派遣毛泽东、周恩来两位卓越领导人奔赴重庆，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为商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离别期间的关键军事事务，并对此作出决策，中共中央特意于8月26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建议，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赴重庆进行谈判期间，刘少奇同志暂时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该提议即刻赢得了与会全体成员的一致认同。

27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中央局及区域党委发出电报，传达了会议的重要决议：“随着抗日斗争的逐步结束，我国即将迎来和平建设的新纪元。在此关键时刻，国共两党间的合作关系亟待调整，以避免内战的再次爆发。为此，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两位同志将赴重庆展开谈判。在此期间，刘少奇同志将临时代理主席职务，同时，陈云、彭真两位同志亦被增补为候补书记。”

在即将启程赴重庆，一个充满未知与变数的目的地之际，毛泽东在其窑洞住所与刘少奇展开了一场通宵达旦的深入对话。面对此行可能遭遇的风险与挑战，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准备。他向刘少奇细致地分析了抵达重庆后可能遇到的复杂局势，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毫无保留地将重任托付给了自己深信不疑的助手。

往昔在延安，曾流传一则说法：在毛泽东同志启程赴重庆进行谈判的前夕，他向党内同仁寄语，若不幸身陷不测，他本人并无畏惧，因有刘少奇同志相伴。若他未能归来，同志们便应与少奇同志携手共进。尽管这些话语未曾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至今亦难以寻觅其出处，然而，众多当年在延安的老一辈革命家均亲耳听闻，且至今仍记忆深刻。

在周恩来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毛泽东同志克服了紧张与曲折的谈判挑战，最终促使蒋介石在和平协议上签字，达成了既定目标。随着谈判的落幕，毛泽东同志于10月11日返回了延安。然而，鉴于谈判期间身心俱疲，毛泽东同志抵达延安后便即刻入院休养，直至1946年3月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因此，刘少奇同志肩负起中央主席的职责，从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3月，实际上承担了半年的重任。

在那个初创国家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出访苏联的行程中。

1949年年末，应苏联政府的盛情邀请，毛泽东主席踏上了访问苏联的征程。11月25日，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正式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在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期间，刘少奇同志将临时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12月6日，毛泽东主席启程前往莫斯科，直至1950年3月4日方才回到北京，此次苏联之旅历时将近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同志肩负起了党和国家的重担，全面承担起领导工作的重任。

1953年底，第三次。

岁末之际，毛泽东踏上前往杭州的征途，肩负起领导新宪法起草的重任。1953年12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作出了一项关键决议：在毛泽东暂时离开北京期间，刘少奇将代为处理中央事务。

在毛泽东同志外出公务期间，刘少奇同志受其委托，担纲主持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巧妙地解决了高岗、饶漱石等同志的相关问题。高饶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后，刘少奇同志与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同志密切配合，转而投身于北京，负责新宪法的修订与讨论工作。这一举措为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坚实的筹备基础。

刘少奇三次接任毛泽东职务，每一次都有其独特的印记，但无疑都共同凸显了他在中共党内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

刘少奇除三次临时代理毛泽东的职务外，另有一次，是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下，受毛泽东之命，肩负起中央“预备队”的重任。

1946年，随着重庆谈判的落幕，蒋介石旋即重启战事，次年年初，他派遣胡宗南率领重兵，向中共中央的核心指挥地——延安，发起了猛烈的攻势。面对敌军的锋芒毕露，中共中央经过六日的激战，成功挫败了敌军五千余人的进攻。为了摆脱敌军的正面压力，我军毅然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子沟召开会议，并作出重要决策：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将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驻守陕北，承担中央工作的领导职责。与此同时，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将共同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同志将担任委员会的书记，并前往晋西北或适宜的其他地区，执行中央交予的任务。次日，毛泽东向正在晋西北地区巡视的周恩来同志及晋西北根据地的负责人贺龙将军发出电报，传达了这一决策：“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少奇同志全面负责领导各项工作。”

刘少奇率部抵达晋西北，继而挺进华北。在经过慎重考量与挑选后，新组建的中央工委最终决定在太行山脉的怀抱中，选址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安营扎寨，于此地建立了我党最后的农村战略指挥中心。

中央部署思虑周全。

战事初起，我国便笼罩在内战的阴影之下，形势对我方极为严峻，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呈现出极大的差距。在陕北的前线，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数十万精锐部队，如狼似虎，对中共的领导机构发起了猛烈的追击和围剿。相较之下，我方在陕北的主力军与地方部队加起来仅有三万余人，与敌军相比，实力差距高达十倍之巨。

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拖住敌人的主力部队，支援其他战场展开战略反攻，走了一步“险棋”：决定中央机关不离开陕北。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在延安已有十数年之居，始终生活在和平的怀抱中，若战事一发生便撤离，岂能对得起陕北的百姓？因此，我决定与陕北的民众并肩作战，直至彻底击败胡宗南，那时方才考虑渡过黄河。我选择留下还有一个原因，目前，我们的多个解放区已取得战局主动权，若蒋介石将胡宗南调往其他战场，彼处将面临更多挑战。中央机关若留在此处，蒋介石必将加大投入。如此一来，我们虽然承受更大压力，却能有效地拖延敌人，阻止其撤退，最终将其彻底消灭。”

尽管言辞中如此，毛泽东却对这一步充满风险的“棋局”中隐伏的危机有着深刻的领悟：战局风云变幻，面对数倍于我的强大对手，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旦出现闪失，便可能遭遇不测。既然毛泽东选择这样的险棋，自然不得不预先安排退路。而这退路，便是刘少奇所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作为党中央的“预备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国共两党决战之际，毛泽东再次将沉甸甸的责任交付给了刘少奇。

在挑选国家主席候选人时，毛泽东为何再次回顾那段历史？显然，毛泽东对国家主席这一职务的候选人有着更为周详的考虑。

在我国政坛，国家主席一职实则更多承载着荣誉性质，这一点，即便是对政治略有了解的人亦能心知肚明。党的日常运作由党的主席引领，政府事务则由政府总理主导，国家主席并无实权对具体工作进行干预。然而，在毛泽东向党外人士提及国家主席候选人提名问题的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的现象，并将其视为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较为适宜”的重要依据。种种迹象显示，毛泽东正深思熟虑“接班人”的问题，并尝试以某种途径使这一安排明朗化。

尽管毛泽东在心中有所盘算，但在1959年刘少奇被推选为国家主席之际，他未曾公开表露过关于接班人的话题，亦未曾直言刘少奇将接替他的位置。

在探讨这一话题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那次交谈，堪称史无前例的孤例。

1957年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诚挚邀请，毛泽东同志亲自率团，携我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并参与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的重要会议。

在莫斯科举办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际，赫鲁晓夫忽然向毛泽东发问：“您是否已思考过关于您接班人的事宜？”

赫鲁晓夫的提问直截了当，毛泽东的回答则显得模棱两可：“在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的才华并不逊色于我，在我退居二线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同志均堪当大任……”

话题已结束，未继续。

刘少奇登上国家主席的宝座后，关于这一职位的讨论逐渐明朗化。到了1961年，也就是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两年之后，毛泽东在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交流中，对“接班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而透彻的回答。

1962年，蒙哥马利的著作《三大洲：亚洲、非洲及中美洲的局势与问题》与世见面。书中不仅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些地区的战略格局与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对它们对当时的国防政策和英联邦关系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蒙哥马利在书中详细记录了他与我国领导人的会见过程，并公开发表了与毛泽东主席的对话内容。

在蒙哥马利与毛泽东的会面之际，毛泽东首次向西方人士袒露心扉，就“接班人”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重温此次对话之际，蒙哥马利不禁感慨万分，提及毛泽东时，他的话语中流露出了深深的敬佩之情。

曾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年龄。我阐述道，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在这十二年间在混乱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仍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他必须保持身心健康，以确保国家能坚定地沿着他既定的路线前行。他的回应颇具意味。他提及中国古老的传说，认为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是人生中的不幸之年；若能安然度过这两个岁数，便有望寿至百岁。他自己却并不希望活过七十三岁，这意味着再过四年，他就要与卡尔·马克思为伍了。马克思是他的楷模，几乎可以称作他的信仰。我坚决反对，强调中国人民需要他，他至少应活到八十四岁这一重要节点。他却坚决摇头，声称自己有许多议题欲与马克思探讨，四年时光已足够。我调侃道，若知晓马克思的下落，定会就这个问题与他深谈。我的言辞引得他大笑不已。

不久后，我便向他抛出了关于继承人议题的疑问。据我所知，不少国家领导人对于挑选继承人的问题都显得审慎有加。我以几位国家领导人为例，如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德国联邦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以及法国的戴高乐。当问及他的继承人将是谁时，他回答道，在中国，继承人的问题已经得到明确，人选也已确定，那就是刘少奇。我继续追问刘少奇之后将是谁，他却表示自己对此并不了解，也并无兴趣；他认为自己将与马克思在另一个世界共同寻求解决方案，而中国将自行处理这一问题。

此次会晤于1961年9月24日举行，会址设在武汉市专为中央领导阶层所建造的东湖宾馆。或许因翻译之细微瑕疵，蒙哥马利对此次会晤的描述略显不够精准。

在蒙哥马利访问我国之际，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熊向晖全程负责陪同。在熊向晖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加精确的梳理与回顾。

下午2点30分，对话正式拉开序幕。一番简短的寒暄过后，毛主席便坦诚直言：“元帅之才，非凡无比，我坚信他必将享有百岁之寿，终能与神明相聚。至于我，却仅有五年之约，即在73岁之龄，与神明紧紧相拥。我的信仰导师是马克思，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他将召唤我。”蒙哥马利回应道：“马克思的召唤尚可稍作推迟。此时此刻，我们亟需您的智慧和力量。”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国有句俗话，叫做‘七十三，八十四，不请自来’。蒙哥马利趁机提问：‘我对世界各国领导人都有所了解，发现他们大多不愿公开宣布继承人，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人。主席，您是否已经选定了您的继承人呢？”

毛泽东主席曾表示：“显而易见，刘少奇同志将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一职。在我离世后，他将继续承担这一重任。”蒙哥马利追问：“那么，刘少奇之后是否将由周恩来接任？”毛泽东主席答道：“至于刘少奇之后的安排，我并不打算过多干预……”蒙哥马利继续说：“中国当前面临众多待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主席的指导，您不应在这个时候放弃领导，任由一切放任自流。”

毛主席曾言：“暂且留下，日后效仿邱吉尔之策。”他又说：“我随时准备迎接生命的终结。”随后，毛主席列举了五种可能的死亡方式：遭敌人枪击身亡；乘坐飞机不幸坠毁；乘坐火车遭遇翻车事故而丧生；游泳时不幸溺水；因病被细菌侵袭而离世。毛主席自信地表示：“这五种情况，我都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毛主席还提到，人死后最好实行火葬，将骨灰“撒入大海，任鱼儿游弋。”

尽管在文字表述上存在细微差别，但自1962年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在伦敦的考林斯书店问世以来，刘少奇将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消息便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传开。

此次毛泽东的对话，背后隐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细节。实际上，蒙哥马利意图探讨继承人之事，毛泽东早已洞察其中。在与熊向晖的私下交谈中，他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此乃在熊向晖随蒙哥马利抵达武汉并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有关事宜之时所陈述的。

不久前，熊向晖陪同蒙哥马利参观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和武汉等城市，现已返回北京。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情况时，总理关切地询问：蒙哥马利在此次访问期间，对我国是否存在疑问？他是否可能在战略层面提出疑问？

熊向晖透露，他似乎在暗中寻求探索毛泽东可能的继任人选。他似乎对毛泽东离世后国家的稳定性持有隐忧。尽管此担忧并未被其明言，我则是通过细心观察到的某些细微迹象，从而作出推测。

周：有何迹象？

熊向晖观察到，蒙哥马利将军热衷于与民众互动，并频繁提出问题，诸如：“你站在哪一方，你遵从的是哪位领袖？”或者“如果没有毛主席，你还会支持谁，服从谁的领导？”这些提问似乎是在进行一种非正式的“民意测验”。在洛阳的一次闲谈中，蒙哥马利赞扬了中国古代帝王们的智慧，他们在位时便指定继承人，尽管有过失败的先例，但大多数情况都成功维护了稳定。他还提到，英国历史上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多次战乱，但通过确立王位继承法后，局势逐渐平静，这可能受到了中国做法的启发。然而，他感叹现今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缺乏古代中国帝王的远见与勇气，未能选定合适的继承人，这令人遗憾。在郑州，他再次提及斯大林虽然权威，但缺乏预见性，未生前未指定继承人，导致其去世后权力真空，局势混乱。贝利亚被清除后，赫鲁晓夫通过敲击桌子的方式夺取权力，但其统治前景仍令人担忧。

周恩来，一位思维缜密、深思熟虑的政治巨匠，在聆听熊向晖的详述后，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并未立刻作出回应。但自那场对话以来，在获得刘少奇的认可后，他迅速行动，促成了刘少奇与蒙哥马利的会面。

9月22日，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崇高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热情欢迎了蒙哥马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晤并非蒙哥马利事先安排的访问日程所包含的内容。

22日上午，总理办公室接到紧急通知，获悉毛泽东主席将在武汉会见蒙哥马利将军。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熊向晖与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浦寿昌于当天下午迅速登上专机，紧急前往武汉，就蒙哥马利访华的相关事宜向毛泽东主席进行详尽汇报。

在提交汇报的过程中，熊向晖再次向毛泽东提及了其先前向周恩来透露过的个人推断。

毛泽东问道：“英语里‘继承人’这个词是如何说的？”熊向晖回答：“successor”。毛泽东紧接着指出：“这个词语并不合适，我既没有土地，也没有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能继承什么？就像‘红领巾’的歌声中所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称我为‘接班人’更为恰当，这更符合无产阶级的表述。”

浦寿昌解释称，在英语语境中，并没有与“接班人”完全对应的词汇。因此，当我们需要将“接班人”这一概念翻译成英文时，通常会选择使用“successor”这一词语。人们普遍倾向于将“successor”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摒弃了原先的坚持，开口说道：“这位元帅精通英语，却对汉语不甚了解，既然他是我们的客人，便以‘继承人’之称谓他便足矣。”

毛泽东就此话题发表评论：

他此行显然是来执行战略观察的使命。然而，在我看来，他对我们的观察显得不够敏锐。这也不足为奇，毕竟他是一位英国元帅，同时也是一位子爵，并非共产党成员，对共产党的事务自然不够熟悉。共产党虽无明确的王位继承法，但他们的智慧并不逊色于古代中国的皇帝。斯大林虽指定了继承人马林科夫，但时机选择得过于迟暮。蒙哥马利所言亦有一定道理，斯大林在世时并未公开宣布马林科夫为自己的继承人，亦未留下遗嘱。马林科夫虽是文人，但能力有限。1953年，斯大林离世，马林科夫无力支撑，只得组建所谓的“三驾马车”。实际上，那并非“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三匹马共驾一辆车，无人牵绳，不致混乱才怪。赫鲁晓夫趁机阴谋篡权，他的问题不在于敲打桌子的行为，而在于他是一位两面派。斯大林在世时，他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斯大林去世后，他无法发声，便暗中发表报告，将斯大林描绘得面目全非，助长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导致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这股风潮也吹到了中国，但我们有坚固的防风林，成功抵御了这股风暴。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面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户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刘少奇被视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亦或是如西方所形容的“继承人”——这一层类似于农家糊窗户的“窗户纸”，终于在武汉东湖宾馆一间简朴的会客室里被揭开了。而正是这本英国退役元帅蒙哥马利的薄薄著作，将这一消息传递到了全世界……